贾康:迈向高质量发展,如何抓住改革真问题?

来源 | 中信基金会 口述 | 贾康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编辑 | 王小贝  

2022年07月06日 08:11  

本文6527字,约9分钟

本文根据贾康在第82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的直播实录整理而成。

(点击图片收看直播回放)

贾康:很荣幸今天来到中信大讲堂跟各位做个交流。在前面一段时间,中信出版集团经过周密的准备和一系列相关工作,推出了我作为作者的一本书——《中国改革真命题:迈向高质量发展》。我今天也会结合着书中的内容,谈一下怎样抓住真问题,攻坚克难迈向高质量发展。

在汇报自己的认识这个方面,我首先要强调一下,我非常认同中信出版集团在它的出版物里给出的一个表述,即中国学派集成。这本书是这样一个系列出版物中的一种。所谓中国学派,我的理解就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放眼世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所有发展的积极成果,又要立足我们中国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紧扣我们当下面临的推进现代化的任务,迎接挑战,在思维方面要融汇古今。、

作为研究者,要做出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的研究和思考,才能够不负我们所承担的时代使命。这种研究一定是要将创新和求实相结合,能够回应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体现研究成果的建设性。我也是以这样的理解来向各位来做今天的汇报。

要以追赶-赶超战略”指导

突破卡脖子问题

第一个层次,我想谈一下怎么认识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赶超战略。

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这样一个宏大命题下,我们研究它相关的战略问题,作为研究者,我特别推崇的就是,要有一种在以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中的守正出奇。这个守正出奇,是既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又要在中国特色之下,我们为迎接挑战而寻求出奇制胜。

比如在资源配置优化这方面,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的一个非常精辟的表述,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守这个市场决定论之正,同时又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一般论述,不能简单地按照。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出这个政府作用之奇,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中国超常规的发展过程中间,承担风险而出奇制胜,达到我们现代化的宏愿。

如果简要的把现代化战略做一个表述,首先要提到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给出的非常精辟表述的“三步走”,前两步走提前实现之后,我们在2020年如愿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那么现在对接的新的两步走,是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的强国。在2010年之后,一直走到全面小康以及全面小康之后我们再对接,再往下的新的两步走,中国经济经历了由高速发展阶段转为中高速发展阶段的演变。演变为新的阶段是必然的、势在必行的,关键是在演变中,如何在速度降低的同时,实现发展质量的提升。

2010年,我们成功的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又出现了年度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的要求,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中求进,求的是什么呢?顺应发展的一般规律,高速度要往下调到中高速状态,寻求高质量发展,告别粗放型的发展。

这一努力之下,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虽然我们自己称为“中高速”,但是跟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仍然是超常规的,增长速度明显比美欧日发达经济体要高出一大截。    

我愿意特别强调,这种中国必须秉持的超常规速度的诉求,客观上是具有可能性的,是有必要性的。

一个经济体,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发展不可能是非常匀速的线性过程,一定会有起伏。中国在前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比较优势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仅用比较优势来形成现代化战略,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会碰到天花板,真正到了高端核心技术上,到了不同国家,必然还是存在竞争关系,先进的发达的经济体,会对追赶型经济体“卡脖子”。

这时,比较优势的原理就失灵了,比较优势不能解释此时中国靠什么样的努力才能突破天花板。在关键的领域里,我们必须以超越比较优势战略的追赶-赶超战略为指导,形成切实可行的、能够突破卡脖子问题的方略。    

比如说芯片,我的基本看法就是,与美国维护着缠斗性质的斗而不破的关系,同时,继续以比较优势和美国开展经贸领域的互通有无,我们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实现芯片、航空发动机这些卡脖子问题的突破。这种攻坚突破你既然出天价也买不来,唯一的可能就是靠自己,以举国体制的优势,以追赶-赶超战略的指导思维,寻求攻关突破。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这种攻关对接到全球市场,像芯片,最后中国的攻关成功必须是对接整个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市场能够以大批量、高性价比、高稳定性、有竞争力的源源不断的产出,占据超出一个临界点上的份额,才能表明我们芯片突破卡脖子问题的攻关成功了,这些事情都非常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在学理的探讨方面也有所发展,我们把它表述为新供给经济学。我们认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对称性是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要把原来的不对称提升为理论上有更好的现实指导意义的对称性,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更好地结合。    

在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特别强调像前面说到的卡脖子问题,它有非常突出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问题的解决,不能再简单地受制于华盛顿共识的框架,要突破它的局限性。同样在做这个努力的,还要提到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派。

这两个经济学认识框架,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注意到必须在供给侧更好地深化认识,更好地强调怎么样解决好结构问题。但不同点是,在战略思维的框架上,新结构经济学否定赶超战略,我在这本书里也专门做了展开论述,而我们认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尽可能高水平的赶超战略这方面的认识,而且由它来引出我们所有战略策略的尽可能高水平的组合。

透过金融双轨制

看如何守正出奇

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现在还时时被人提起,他更强调的是后起的经济体在学习模仿发达经济体技术成果、取得良好进展的同时,可能会碰到局限。如果只是学习了技术性成果,但在经济社会转轨这方面的制度创新迟迟不能突破瓶颈,那么这种后发劣势就会带来极大的发展制约和威胁。

中国要以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必须在深水区有更高水平的解决方案。既要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依赖方面,继续鼓励地方基层先行先试,发扬首创精神;又要注意高水平的系统论指导之下的通盘配套的设计,这样就有可能把杨小凯先生所点明的可能拖累我们的制度性后发劣势,也转为制度性的后发优势。    

我所举的一个例子,金融的双轨制,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我们结合着经济学学理和中国特色来深入认识的一个守正出奇的案例。

这个金融的双轨制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很长历史时期内,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中国必然要同时存在,以双轨方式存在的这样的金融机制,是处理追赶-赶超战略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和手段。从现代化战略层面,我认为首先要充分肯定,我们的政策性金融,并不简单的是一个辅助性的组成部分,它在具体份额上不一定和商业性金融可以等量齐观,但在它的战略意义方面,应该与政策性金融放在一个统筹全局的平台上面,形成对它的战略意义的正确把握。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由于认识到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设势在必行,所以我们有了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在地方层面,有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机构,还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可能造成隐形负债问题的地方融资平台。

我们在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合理化市场化转制,转为更规范的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那么这种对应的概念还可以对接到中国现实生活中,大家一定非常关心的普惠金融概念、绿色金融概念。过去常规的商业性金融,他们的阳光照耀不到一些低层面的、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主体,现在需要有普惠金融,把金融之光照耀给它们,使大量的小微企业能够生存。

这样的经验我们有一个简要的总结,守正出奇的视野之下,这样的机制叫做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    

最近在我们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必须稳经济大盘,必须对应着我们现在面对的三重压力,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而要形成新旧动能转换,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个迫切需要之下,中央政治局再次强调了,要积极推进PPP的创新发展。PPP这样的一个创新形式,它显然是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市场机制对接,和政府体外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本的力量对接,形成了一种融资模式创新,并融合了管理模式创新、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创新,正面效应是多方面的,这些发展又特别要求有法治化的保障条件,它会倒逼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所以这个PPP在守正出奇方面的意义非常鲜明。

疫情突发以后,2020年一万亿特别国债也是运用了公共部门负债这个可用的安全区内的空间。2020年这个特别国债,既解决了我们应对疫情的一些特殊开支问题,又解决了大量小微企业取得贷款支持的问题,还可以有些资金专门去用于优化结构、扩大内需,这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从整个的金融双轨制概念来说,它是守正出奇的,在中国场景里面,既对接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又对接中国特殊的现实需要。我们承担着一定的风险,但是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比较好地调动我们的潜力,形成发展活力,支撑中国可持续的超常规的追赶-赶超过程。

做好多轮“最小一揽子改革

更好地进行通盘协调

改革路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意义仍然存在,但必须加上配套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做好整体把握。在有必要的试点的支持之下,做好多轮“最小一揽子”这样的改革。

比如我们在1994年,已经有非常值得肯定的配套改革,那个“最小一揽子”就是财政税收。我们实行配套改革,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期财政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间接调控框架,形成了有效的对接。    

我们可以拿中国改革开放和苏东国家做个对比。中国这样一种推进式的改革,在有坚定改革意志的领导层的推动批准下,实际路径是一系列的从基层从局部的探索和创新。中国改革走到深水区后,还要继续总结过去的经验,做必要的试点,做必要的渐进突破,同时要更好地通盘协调。    

在多轮推动的“最小一揽子改革”过程中,进行试点、试错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同时我们要注意,配套的要求更高了。    

例如,财税领域的配套改革还要深化。财政的改革一定会带出行政配套的改革,整个行政系统是以财政资金来支持自身运转的,行政系统如何进行合理精简,如何既实施大部制的改革,又实施扁平化的改革,这一任务在中国是必须要完成的。

这样多轮推进“最小一揽子”改革,再走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深水区,一步步去实现不断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我们在守正出奇的创新中,完全可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这是我今天向各位汇报的一些基本认识,也希望有机会得到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Q&A问答环节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发言!我们这里也收到了一些媒体提问,有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您的新书中,着重探讨了财税改革的问题。西方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环节来实现, 并已在多年发展中形成了以直接税为主的调节机制。 

我国的税收现在仍是以间接税为主, 再分配功能有限,我国再分配制度机制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革,以起到合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现阶段,我国财税体制改革面临哪些新的形式?  

贾康:先说前面着重关于税收的这个提问。现在,间接税依然在整个税收里占了2/3以上的比重,发达经济体是反过来的,比如美国,它就是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

美国的联邦政府,它手上两大直接税,一个叫做个人所得税,一个叫做工薪税。工薪税实际上跟美国的社保体系对应着,给社保体系提供资金来源。个人所得税它占到联邦政府每年收入的40%甚至更高比重。    

中国现在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也在借鉴国际经验,来适应超额累进的调节。但是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份额现在不超过7%,还是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税种。那么未来还要适应共同富裕的要求,降低个人所得税的低端税负。每隔一段时间要提高起征点,在低端税负降低的同时,还要考虑在税率设计上,要在培育中等收入阶层这方面有所体现,对应于不同阶段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税率不易抬得太高。

另外一个,这个最高边际税率45%,应该把它往下降,现在这么高的最高边际税率,调节不到我前面提到的中国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富豪。比如我是一个大企业的这个掌门人,我可以给自己只开一年一块钱的工资,那争什么个人所得税。但是他实际的收入,大量的以实际收入支撑的开支都打入他公司的费用,跟个人所得税无关了。

我们现在最高边际税率到实实在在地调节到了那些专家型、创新型的专业人士,调节到他们头上了。所以有必要把最高边际税率往下调。我个人建议至少要调到30%,不要让它再高了,最好能够调到25%,跟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拉齐。      

主持人:谢谢您的解答!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劳动力流动、技能素质都随着城市化进程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在人口老龄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及畅通“双循环”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等方法实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生产效率?    

贾康:如果说拿技术进步支持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那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信息技术对于我们社会保障待遇,比如说基本养老的影响。

我们终于在今年实现了基本养老全社会统筹。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不论你是在广东,还是在河北,还是在黑龙江,基本养老的缴费是纳入全国一个蓄水池的,这个蓄水池由信息技术支撑着,维持着信息的准确。等退休的时候,不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上退休,养老待遇是在这个系统里是非常清晰的。

这就支持了劳动力要素在统一市场上的流动,这是一个例子。

主持人:谢谢您的解答!第三个问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推进乡村振兴中,在投融资方面有哪些支持和创新机制?

贾康:乡村振兴所需的投融资支持,可能要好多层次,更多还是要有政策性的支持,前面提到的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都应该总结经验,继续发挥作用。    

另外,在乡村振兴里会有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除了政府要给予特定资金支持,还要在机制创新方面重视PPP,有很多项目完全可以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      

我们前些年注意到有特色小镇这种建设概念,这里面除了一些可能出偏差的地方,确实也有成功的例子。在特色小镇建设里,投融资机制是可以把财政专项资金,政策性的一些贴息和信用担保,以及调动企业积极性的PPP,这些因素都合在一起,是大有可为的投融资机制创新。 

主持人:您在书中讲到,中国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的进程必然有赶超的诉求和特征,也有学者认为赶超会扭曲中本国的金融结构,加大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风险,从而减缓甚至阻碍本国经济的风险,中国是否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可行性,应如何在遵循经济客观规律的同时,合理实施赶超战略?政策性金融在我国赶超战略中所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贾康:这个问题也是我前面内容的一个重点。这种追赶-赶超战略,我认为它要有一个客观的、尽可能的科学合理的思路和相关设计。

赶超绝对不是蛮干,绝对不是否定客观规律。我们首先应该充分尊重一般的市场机制,让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发挥作用。在比较优势战略碰到天花板的领域里,比如说咱们最代表性的芯片、航空发动机,那就必须是赶超战略来起作用。        

除此之外,要注意警惕可能伴生的后发劣势,这主要是指制度改革不过关,那么碰到瓶颈以后过不去,我们就得有意识地在赶超战略里,把制度的攻坚克难作为一个关键要素。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建立养老保障体系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在书中提及,当前我国养老体系中,第一支柱碎片化,亟待实现全国统筹;第二支柱比重尚微弱、作用边缘化;多数社会成员缺乏条件参与第三支柱。针对第二三支柱,您认为应如何解决现有问题?

贾康:对,第一支柱咱们前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基本养老现在终于实现了全社会统筹。第二支柱,现在只有试点,企业单位会和个人一起出钱形成年金。第三支柱现在还仅仅是初创阶段,在个人的收入在满足了当期的需要后,拿出余钱给自己买一个带有商业保险性质的个人账户里的养老保险。这要随着我们社会成员收入普遍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有中产阶层形成,才可能把第三支柱的这个作用逐渐抬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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