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跨境支付体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7月31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在“2022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谈到，每个国家在法律当中对支付行为有不同的法律界定，且差异巨大，庞大的复杂体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
面对“中国如何利用好支付体系中的技术和规则”问题，杨涛谈到，第一，非银的支付清算组织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在全球跨境支付领域能够多做一些事情，但要参与其中，要有东道国一定的资质认可。“经过规范整治之后，有必要适度支持我们国家已经走在前面的支付企业，利用已有新技术参与其中。”
第二，可能有一些全新的尝试，比如说积极参与全球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因为当前全球跨境支付存在一些弊端和矛盾，背后有各国、各类组织的影响力，掺入了各种政治因素，也有高成本、低效率的现象。实际上很多国家央行也有积极性，依托新技术、新手段，能否团结的这样的“朋友圈”推进新变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杨涛：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分享一些对跨境支付的研讨，我们谈跨境贸易，绕不开跨境支付，支付清算是整个金融体系、金融活动最底层的基础设施。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各位谈我的主要观点。
第一个当前全球的跨境支付体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就基本概念来说，当我们谈跨境支付的时候，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与地区之间，由于有经贸活动、投资活动或者其他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国际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关系需要特定的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统完成货币转移与交付。
面对这样复杂的活动，我们有不同的视角来看，比如从结构的角度看，涉及到跨境的证券清算结算体系，还有大额资金的跨境支付系统，还有小额资金的跨境支付体系，不同的活动都有大量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形成了一个全球比较稳固的网络，最底层的是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它并不做清算，是做信息交换和生态。还有部分国家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本币支付系统，比如说美国的支付系统CHIPS，服务了全球95%以上的跨境美元交易。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涉及证券支付结算的同步交收设施，比如说CLS，这是很重要的外汇清算方面的组织，在小额跨境支付方面还有大量的卡组织。
回到我们国家，与之相应的大额跨境系统就是CIPS系统，小额有银联。当然就跨境支付服务的客户端来看，还有B2B、C2C、B2B、C2B等等。这套长期形成的庞大系统，它的惯性很强。例如，很多支付系统都可以做信息交换，为什么都要通过SWIFT做呢？里面有惯性问题，也涉及到诸多影响因素。
第二，当前这样一个跨境支付体系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近几年在G20框架下，包括BIS、FSB等国际组织对跨境支付越来越重视。按照BIS的估计，2022年全球跨境支付大概有39万亿美元。我们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这几年大概在40万亿人民币左右上下。这个市场本来就非常庞大，现在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时代跨境贸易突飞猛进，与之相应在跨境支付领域带来了新的巨大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还有挑战，这些挑战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跨境支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掺入政治问题。再比如由于跨境支付涉及不同的国家，其中必然面临监管的差异性，每个国家在法律当中对一个支付行为是怎么样完成的有不同的法律界定，这种差异是巨大的，再有不同国家支付系统所处的时区都有很多差异，影响了跨境支付的效率。就此看，当前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第三个观点我想谈的是，当前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受到来自于技术跟规则方面的冲击，是有可能会松动一些，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因为过去传统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现在有可能迎来一些新的积极变化。
一方面是来自于新技术的挑战。我们都知道在谈数字货币，以及与之相应的所谓分布式交易清算规则之前，事实上新技术已经给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带来一些变化。比如说在庞大的网络体系下，一些非银支付机构、非银支付平台在发挥作用。比如在零售端有一些大量汇款服务平台，对于小额跨境支付提供了更高效的服务等。近年来，分布式账户技术及其衍生的变种，都带来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其中，BIS越来越重视各央行推出的法定数字货币探索，希望利用这些新技术、新现象来解决过去传统、庞大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当中一些高成本、低效率、不透明、标准化不足，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约束。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还有一个长期过程。除此之外，跨境支付的制度规则，也面临大量协调的新空间，尤其是对于部分非美元国家来说，或许可能共同探索跨境支付的新格局、新共识。
最后一点，面对当前这种全球跨境支付新格局，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简单几方面观点，第一方面的观点，这样一个跨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经济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反过来与之相融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些跨境创新安排当中，无论是深港通、沪港通等等都与它密切相关。第二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和拥抱各类新技术，或许在将来能够得到一些“换道超车”的机会。第三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谈的，我们要颠覆替代新有的跨境支付是很难的。我们要在庞大网络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客观现实。第四点，或许需要适度支持整治、规范过的领先支付企业，使其利用自身优势条件参与全球清算体系中，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谢谢各位！
张燕冬：非常感谢杨涛主任，分析得非常扎实。我想问的是，你谈到支付体系是非常庞大复杂的，也谈到机会和挑战，这里边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也是政治问题。更重要的你谈到了我们怎么样去利用现有的新技术和原有的规则，你看在这一方面，技术方面、规则方面，我们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技术和规则呢？
杨涛：这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点，简单用两个方面做一下归纳，第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在原有的轨道上试图用新技术、新规则做一点事情。就是怎么样在原有的体系，不是推倒重来的情况下，做边际上的改进。例如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国的CIPS可以充分利用新技术、探索新规则，多发挥全球网络中的影响力。再比如在全球来看，非银的支付清算组织发挥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要参与其中，东道国得给它一定的资质认可。经过规范整治之后，我们有必要适度支持我们国家已经走在前面的领先支付企业，利用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参与其中。
第二点可能有一些全新尝试，比如说积极参与全球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非美元国家为什么关注？潜意识上有一定可能，是试图摆脱美元支付的过高影响力。同时现有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存在一些弊端和矛盾，背后不仅有东道国的影响，大型支付清算组织的影响力也过大，产生了大量高成本、低效率的现象。实际上很多国家央行也有积极性，依托新技术、新手段，能否团结的这样的“朋友圈”推进新变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