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明明在香港策略会路演现场）
“我研究生涯中，最大的变化是从政策到市场。”谈及作为首席经济学家的AB面，明明总结道。
2015年，明明离开供职七年的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入职中信证券做固定收益分析师。同样是研究货币政策、流动性、利率、汇率等领域，但视角从政策转向市场。这年他34岁，事后一个同事跟他说，35岁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考虑做些改变。
在明明看来，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研究与市场研究各有千秋。前者关注人口、气候等中长期范围内的大课题，并且需要考虑政策执行过程如何平衡复杂的社会利益，当成功处理好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件，会令人有莫大的成就感。后者作为商业研究，核心是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不可避免地更多关注短期问题，但及时直接地反馈也让人领略市场的魅力。
正式离开央行之前，时任老领导与明明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老领导说，你不应该走，但你离开之后，要做政策和市场之间沟通的桥梁，把政策的实际情况向市场解释清楚。明明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除了日常解读政策动向，他还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介绍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一本介绍全球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
2022年，明明的市场研究生涯和政策研究生涯变得一样长，都是七年。他发现，自己现在不仅在向市场解释政策，也承担着很多帮助政府了解市场的工作。“近两年接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后，参与了很多决策机构的会议，大量工作都与此相关。”
说起七年市场研究生涯，明明坦言前两年比较辛苦，也曾经把自己累进医院。但提起工作细节，他很喜欢用“有意思”来形容。在他看来，路演很有意思，跟海外投资者解释中国经济很有意思，研究别国央行也很有意思。他不赞同社交平台上极端勤奋的“鸡汤”，“休息不好怎么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可能是更重要的。”
以下为本刊与明明的对话：
研究生涯AB面：从政策到市场
问：宏观研究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明明：我2008年进入央行工作，那一年印象最深的是大家中午一起在食堂看奥运会，然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上半年，央行是一个月加一次准，下半年是一个月降一次准，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那时候刚参加工作，还在跟着处长学写签报，对金融危机感受比较懵懂。后来回过头看，2008年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拐点。
金融危机前，全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稳定增长，特别是欧美国家，一直认为找到了经济发展的要领，就是所谓的金融自由化和市场经济。过去发达国家认为，东南亚、南美等区域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它们不够自由，不够市场化。没想到，被认为最自由、最市场化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在这之后，大家发现可能整个宏观和金融的学术框架都要发生变化。比如我们当时研究的资本自由流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一直认为资本应该完全自由流动，金融危机之后，它也承认资本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完全自由化带来的过度投机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
时至今日，宏观经济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2008年之后，全球的零利率和低通胀的问题；比如今年为什么又出现了高通胀，这些都是未来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我认为这就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奥妙，很多问题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开放性的，你必须有自己的理解。
问：如果将你的研究生涯划分为A面和B面，你会如何去定义？
明明：我的研究生涯的AB面应该是从政策到市场，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变化。
我2008年进入央行，工作了七年；2015年到中信证券，今年正好也是七年。在央行做政策研究，这是A面，进入中信之后，做市场研究，这是B面。
问：在你看来，政策研究的核心是什么？
明明：政策研究和市场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但不能说谁高谁低，主要是二者出发点不同。
政策研究很多时候站位比较高，看得比较远，它面临一个很关键的课题是，怎么去平衡复杂的社会关系。
举个例子，央行要不要降低存款利率？存款利息是很多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老龄人群，定期存款收益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存款利率一降，他们的收入就下降了。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商企业又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需求不足，要稳增长肯定要降低利率。很多政策设计它其实是在处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当然，从事后来看，这个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降息或者不降息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政策组合。对于短期经济的压力，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降低利率，但是对于很多人养老或者是他的收入问题，我们更多要做第三支柱，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养老理财就是第三支柱。
目前来看，政策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过去我们面对的更多是国内问题，现在面临的是国际和国内的双重问题，国际上有俄乌冲突、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国内又叠加地产下行周期等等。
未来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还会更加复杂，可能需要更多的智慧去处理新问题，但政策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此。
问：从政策研究转到市场研究，你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变的？
明明：这个过程确实不太容易。
首先是心理定位上需要转变。某种意义上说，央行是整个金融市场最大的“甲方”，很多时候是“约谈”金融机构，而证券公司是市场上的中介服务机构，我们跟金融机构见面叫“上门路演”，得看人家的时间合不合适。我想从央行离开的小伙伴多少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
体制机制上的差异也比较大，过去在央行的时候，跟着处长干就可以，我工作了七八年还是处里年纪最小的，领导还叫你小伙子。刚来公司的时候固定收益研究团队还没有完全搭建好，我还要同步组建团队，培养新人，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工作。
在工作方式上，分析师研究形成观点之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传播观点。例如，我们认为8月MLF（中期借贷便利）可能缩量，我们要如何向市场传播这个观点？疫情之前，这个传播主要靠双腿跑，上门给投资者讲。来到中信之后，我一个月出的差，比过去在央行一年的出差还多，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跑。
2017年前后还累病过。有一段时间出现反复低烧，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肺感染。一个老大夫跟我说，小伙子，你这病在旧社会叫痨病，这都是码头上扛麻袋的工人得的病，累的。你这年纪轻轻怎么就累成这样了？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对于工作的理解还不够到位，也做了一些无用功，浪费了很多精力和体力。职业的转换可能两年左右是一个坎，2018年左右，研究团队搭建好了， 工作上形成了一套方法论，慢慢就好起来了。
问：站在当下，你会如何看待研究生涯中的A面和B面？
明明：从A面转向B面之后，我感觉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从B面又回到A面。
当年离开央行的时候，在老领导的办公室跟她深谈了一次。她说，你不应该走，但是你离开之后，要做好政策研究和市场研究之间的桥梁。这两个世界的沟通很重要，真正做过政策的人才懂政策，才能把政策讲清楚。你到了市场之后，要讲一些真实客观的情况，不要去渲染市场情绪。
金融市场有时候是受情绪影响的市场。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当大家都预期会大跌的时候， 可能会陷入“市场下跌-预期悲观-市场继续下跌”的恶性循环。这时候很多政策也可能被曲解，大家会倾向于放大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现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向政策解释市场，现在突发的复杂事件越来越多，决策层也亟需了解一线的情况。比如俄乌冲突了，市场是什么反应？站在市场机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决策机构需要知道市场的看法，才能知道如何设计政策能够稳定市场预期。
最近两年，尤其是接了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后，经常会参加一些决策机构的会议、调研，也包括参与学术界的一些讨论，更多地承担起双向沟通的责任。
做研究，兴趣和效率更重要
问：与政策研究相比，市场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明明：市场研究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从研究方式上讲，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宏大叙事，但是它会把一个具体的问题拆解得非常细致。当初我们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看到过一篇中国香港的报告，把国际收支表和结售汇的数据都写得非常细，我们一看就认为确实研究做得非常独到。
从出发点来讲，市场研究的核心是商业研究，说白了要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这点跟政策研究很不一样。我记得离开后跟央行的小伙伴们聊天，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就老写房地产、金融危机什么的，也写点“一带一路”这些的东西啊。我就说这个题目确实很好，但很多还是概念层面的，短期内没办法帮助投资者赚钱。
对市场研究的考核逻辑也不同，分析师的业绩每个季度要排名，每年算总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研究需要关心短期的事情，比如本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做了多少？CPI是多少？社融表现如何？这些具体问题对投资业绩有直接影响。
市场对研究成果的反馈也比较直接，这个月你看对了，你的业绩好，大家就给你点赞；你看得不好，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水平也就这样。有点像一个江湖一样“快意恩仇”，这就是市场研究的魅力。
问：有分析师可以一直看对吗？
明明：这其实是一个怎么去做市场研究的问题。
首先，没有人能够未卜先知。如果有人能永远对的话，那已经超越巴菲特了，完全可以自己去做投资。
其次，金融市场上大家其实是在交易不同的信息，而分析师的优势在于客观中立。至少在机制上，证券公司的分析师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我自己不投资，不存在利益冲突，我就是面向所有投资者，客观陈述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看错了怎么办？在这方面市场其实也很包容。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专业投资者，他们更在乎你的思考逻辑、分析框架。他们对市场有自己的判断，之所以愿意听分析师讲，其实是在验证自己的观点。
另一方面，市场研究是一个外向型的工作，分析师要尽可能跟更多人聊，包括企业、政府、市场、外资、内资等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所以我们的信息集合可能是最大的，投资者需要通过我们来补充外部信息。
问：做市场研究七年，是什么让你保持热情？
明明：市场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丰富和多元化，你每天能见到的东西非常有趣。
比如有一年去美国出差，美国那边接待的同事是个墨西哥人，一路上跟我吐槽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不好，抱怨他在美墨边境修墙。去旧金山的时候，当地同事指着金门大桥说，美国修一个大桥可能十年都修不下来。也是去了华尔街才知道，因为租金太高，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多半是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和一些老牌银行都在西海岸。
这些内容都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重要素材，没去过很难有这种感受。比如每次看到美国就业数据，我就会想起那位墨西哥裔同事说墨西哥人都在美国餐厅里打工，进而考虑到公布的就业数据中是不是不包括新移民？
作为一个宏观研究员，你的视野要宽广，信息要足够丰富。这样在研究的时候，才会有很多鲜活的想法。如果一个分析师从来没去过菜市场，不知道老百姓吃什么、买什么，对通胀的研究可能容易得出非此即彼的极端结论。
出去之后，我发现很多海外投资者非常了解中国。比如我曾经跟美国一位非常资深的基金经理交流，一开始我讲中国的GDP、CPI，她听完之后直接说“nothing new”，没啥新意。我就换了个主题，给她讲中国的县域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城投平台，讲相对贫困的地区为什么也能建设这么多高速公路。讲这些的时候，我发现这位“挑剔”的客户一直睁大眼睛，认真地听着。讲完出门的时候，当地的同事跟我说“You are one of the best”。
问：你认为自己哪些特质对研究而言是比较重要的？
明明：我对新鲜的事物比较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我虽然离开了央行，但对各国央行一直很有兴趣。过去海外出差的时候，只要有当地央行的行程，我当天就会很兴奋，话会变得特别多。每个国家的央行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泰国央行原本是一个王子的宫殿，里面陈列了很多的佛像，我当时发朋友圈说，这可能是全世界最“佛系”的金融机构，非常有意思。后来，我把这些年海外出差的见闻都写进了一本书，一共八章，每章讲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包括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应该说是我个人感情投入最多的一本书。
我不太认可社交平台上的一些“鸡汤”，某某名人早上6点起床跑步，开完一天会头晕脑胀晚上还要大量阅读，看很深奥的书。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大家都是正常人，休息不好怎么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可能是更重要的。
（编辑：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