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制造”的营商环境中，苏州成为中国制造业版图的重要一极。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的形势，苏州制造可以沿着“倒微笑曲线”的路径升级，培育出更多本土跨国链主型企业，巩固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独特优势。
中国制造业重要一极
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稳中有升。依通常之见，随着经济发展，更加富裕的消费者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下降，更专业的市场分工推动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和分销环节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趋于下降。但从新世纪头20年来看，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稳中有升，从2001年的16.75%上升到2021年的17.01%；同期，中等收入国家的该指标从20.47%上升到21.3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制造业占其经济的比重下降趋势放缓，在疫情前的2019年，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比2008年还高出0.15个百分点。
在中国制造业的版图中，苏州是重要一极。2021年，苏州全口径工业增加值9963亿元，在国内城市仅次于上海（10739亿元）和深圳（10356亿元）。由于苏州制造业增速相对较快，未来几年将持续稳定在全国第一方阵。
制造业是苏州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继2020年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后，2021年苏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7万亿元，占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99%。在中美经贸摩擦和疫情冲击下，苏州制造业仍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弹性，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已超过900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2.90%，比其GDP占全国比重高出近1个百分点，制造业是苏州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竞争中最具比较优势的部门。近年来关于过早去工业化和产业外迁的讨论较多，但制造业在苏州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41.2%，这一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27.4%），也明显高于深圳、广州和上海。
苏州制造业发展呈现高端化趋势。苏州制造业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正在向技术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截至今年8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的在营企业数量为33万家，苏州就有1.26万家，占比达到了3.8%。在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中，苏州的占比则为7.6%，位居全国榜首（见图1）。
苏州制造业创新驱动特征较为明显。苏州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十二五”期末的2.61%增长到目前的3.9%左右，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由“十二五”期末27.4件增长到68件，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连续11年居江苏省首位。近年来，苏州在生物医药、优特钢铁、高端纺织等细分行业处于世界前沿水平，在半导体、通信制造等领域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我们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比较了苏州在2015年和2022年1月-8月获得国家专利局授权的发明专利分布，苏州具备创新优势的专利已从较为基础的工艺和配件领域，转向了半导体器件、存储介质、光学镜头、氨基酸序列、复合材料等前沿领域。
苏州营造了“亲制造”的营商环境。苏州始终坚持制造强市的发展战略，将制造业作为立市之本。2019年-2021年，苏州新注册的制造业企业就达2.8万家。对投资资金流向的分析表明（见图3），苏州制造业企业立足于制造业自身的发展和升级，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投向了制造业（40.7%）、科研和技术服务业（21.4%）和信息软件业（3.7%），三者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苏州制造业企业投向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比重仅有1.9%，是主要城市中最低的。这显示出苏州营商环境中“亲制造”的特点。
制造转型之机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部门。近几年来，尽管面临着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能源危机冲击，中国制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却更加凸显，在全球总贸易额中的占比也从2014年至2019年12%-13%左右的水平，跃升至近两年14%-15%的区间，并在调整升级中维持着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医药、机械设备、电子信息、电气设备等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增长较快。
但同时，包括苏州在内的中国制造正面临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的挑战。全球经济、政治、技术等领域的新趋势改变了国际生产网络自然演进的路径，全球产业链的形态、布局和分工关系等正在加速变化。
一是风险成本化。长期以来，市场主体根据要素成本和运输成本来进行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产业链调整主要遵循“要素成本-收益”的经济规律。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国际经济循环过程中频繁出现堵点和断点，非经济因素造成的风险成本纳入企业空间决策函数中，产业链按经济规律线性调整转向非线性跳跃，本土化、多元化和友岸化的趋势在加快。
二是知识数字化。近年来，随着制造业数字化的渗透率提高，本土化的“隐性知识”通过工业软件得以数字化、显性化，知识溢出更加迅速、便捷且低成本，降低了产业转移的技术门槛。
三是营商环境园区化。新加坡正在越南等东盟国家推行类似于中新苏州工业园的园区模式，这将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区域内，快速提高其硬件基础设施水平、加快制度环境优化，为其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们三年前的调研，一家中国纺织厂在越南建厂要用两年到三年时间才能投产，而随着营商环境的园区化，现在从投资到投产的时间缩短为一年之内。
苏州制造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苏州吸引了约1.7万家外资企业，拥有各类外资地区总部及功能性机构330家，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56家在苏州投资了400 多个项目。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苏州制造业对外资和对台资的依赖度较高，加工贸易占进出口的比重在六成左右。苏州只有17.9%的制造业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重点城市中偏低。虽然苏州拥有23家全国民营制造500强企业、26家全国民营500强企业，但能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本地终端产品品牌以及在供应链有主导能力的本土链主型企业还不够多。
升级之路
（一）通过“倒微笑曲线”稳固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面对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苏州需要通过制造业升级维持在全国乃至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独特优势，以自身在制造业的优势积淀为基础，沿着“倒微笑曲线”，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产业升级。
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有两种模式，最为人熟知的路径是沿着“微笑曲线”向上游的研发和设计以及下游的品牌和销售延伸。但实际上，“微笑曲线”是基于20年前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代工产业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不是各个地区和各类产业升级的必然路径和铁律。即使是富士康、台积电这类代工企业，近20年来产业升级的着力点仍然聚焦于“制造”环节，其技术创新、工艺进步和产品迭代所形成的增值仍然凝结在车间出产的产品，而其制造环节的升级也带动了芯片设计、工业互联网等上游环节的升级。
德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恰恰走的是一条“倒微笑曲线”之路。在1995年，德国的汽车产业链就已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虽然美国、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广泛参与到德国汽车产业的上游和下游环节，但德国汽车产业增加值最高的部分仍然是由德国的制造环节所获得。这背后是德国在制造环节长期积累的技术专利、工艺流程和人力资本等的价值体现。随着时间推移到15年之后，德国汽车产业的“倒微笑曲线”拉长了，表明其国际分工更趋多样化，更多的国家、地区和行业（特别是东欧、中国和韩国）参与其中。但在此过程中，德国汽车产业的劳动报酬和绝对增加值收益在增加，这得益于德国从传统生产转向基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规模定制与个性设计，也得益于德国汽车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增值。
苏州应依托于制造业优势开展创新与升级。在苏州制造业企业调研，能明显地感受到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数字密集型、工程师密集型的特征，制造环节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大量新型制造技术发轫于车间流水线。
从数据来看，在全国层面，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高技术服务业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两者占比为60.5%；来自制造业的资金比例为6.0%。而苏州的制造业企业为其高技术服务业贡献了16.1%的资本金（见图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显示出苏州制造业企业具备较高的创新意愿和能力，也预示着苏州在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将获得更多的创新增值。在苏州制造业升级路径上，“倒微笑曲线”是更为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二）创造条件培育“本土跨国链主型企业”
从企业结构看，苏州制造业有两个特点。一是隐形冠军多于全能冠军。苏州有很多制造业企业深耕于某一细分领域，做到了不少环节的全国乃至全球隐形冠军。比如，在苹果公司全球前200家供应商的工厂中，苏州企业就有75家，位居全国制造大市榜首，也要高于越南和印度两个国家。但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背景下，作为苹果、三星等跨国链主企业供应链中的一员，苏州众多的隐形冠军可能面临按跨国链主的意愿被替换或被要求转移至国外的风险。二是“引进来”甚于“走出去”。在苏州制造业企业中，多年来引进的外资、台资企业比重较高，但本土优势企业通过“走出去”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尚未形成趋势，在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中处于守势。
只有培育出本土跨国链主型企业，苏州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中才能赢得主动。跨国链主型企业拥有产品定义权、技术标准制定权、商品和要素定价权以及品牌影响力、资源聚合能力等，是全球资金网络、物流网络、创新网络、人才网络的主导者。苏州需要结合“走出去”和“引进来”，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运用税收、金融、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鼓励有潜质的大企业牵引配套企业发展，以本土跨国公司为枢纽构建协同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平台，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从企业类型来看，不仅要培育能够提供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全球供应商”，也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终端产品品牌。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编辑：袁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