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制造的发展路径

《财经》杂志 文/《财经智库》中国实体经济苏州课题组  

2022年10月24日 13:47  

本文11651字,约17分钟

在“制造强市”原则指导下,苏州紧跟国内外发展大势,不失时机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型,走出了从自动化生产到智能制造、从生产型制造到服务型制造、从规模扩张到专精特新发展、从产业结构调整到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从服务实体到构建产融结合新生态、从产业需求到驱动应用型创新发展、从服务实体到构建产融结合新生态、从营商环境优化到产业生态构建的路径

常熟的奇瑞捷豹路虎生产线。

 

历经40多年的发展,苏州于2021年迈上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的大关。40多年中,苏州始终坚持制造强市的发展战略,聚焦“实体经济”作为立市之本。

《财经智库》中国实体经济苏州课题组经过30余位专家、历时半年、遍访苏州10个区县的深度调研及研究,总结出苏州实体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8个路径,即从自动化生产到智能制造、从生产型制造到服务型制造、从规模扩张到专精特新发展、从产业结构调整到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从服务实体到构建产融结合新生态、从产业需求到驱动应用型创新发展、从服务实体到构建产融结合新生态、从营商环境优化到产业生态构建。

 

从自动化生产到智能制造

从2015年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开始,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已经逐步明晰,即通过推进智能制造促进生产模式的变革,通过工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的引入,促进商品模式变革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苏州制造业经历乡镇企业、外资来料加工阶段,传统上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是苏州应对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提高制造业效率和效益的重要路径。早在2010年,苏州就已开始尝试促进加工贸易企业改变生产技术和提高生产工艺。2015年之后,苏州通过创建智能车间、推广物联网应用、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发展产业集群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转型。

目前,苏州拥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家,省级智能工厂13家,示范智能工厂576个。至2021年,苏州完成数字化改造项目1.06万个,全市智能化改造企业实现产值1.4万亿元,占规模工业的34%。

发展数字经济、探索数字赋能也是促进智能制造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制造业大市,苏州致力于推动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运用贴息奖励、诊断服务、标杆输出等举措,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约1.2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并扩大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面。在“标杆输出”方面,除5家“灯塔工厂”外,苏州评选了市级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30家,带动本地企业主动积极改造产线,针对数字化痛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助力企业转型。在平台建设上,全国十五大双跨平台已有12家落地苏州,本地工业互联网平台也不断成长壮大,由点及面持续推动中小企业普及应用。

苏州制造业拥有众多业态,为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助力数字技术迭代更新。例如,在调研中专家组注意到波司登在智能化改造上联合国内企业研发服装技术,充分融合数字技术和羽绒服行业工艺诀窍,引领细分领域行业标准,并通过供应链和营销端的数字化,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再如,成立于1981年的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在转制转型前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经过20年的数字化转型探索,不仅解决了离散型制造企业在智能制造中最为复杂的装配难题,更蜕变为业内领军企业。其新一代CW6、CM6系列断路器作为全数字化产品,总体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是常熟开关持续将工艺改进与智能制造融合的全面体现。常熟开关2021年研发投入1.3亿元,研发强度约为4.78%。

苏州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制造的转型路径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智能制造不是排除人,而是让劳动力在生产系统中所占比重减少,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人为的因素,加大知识和技术在整个生产系统的比重。

第二,苏州智能制造并非盲目追求“智能”,是以效果为导向,即是否可以通过智能制造,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研发周期、运营成本和产品不良率。在电子信息产业占到半壁江山的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迭代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如果在智能化改造方面无法做到模块化、柔性化制造,产线很难适应产品迭代的速度。因此,即使对于很多大企业,也是从某一个重点环节开始进行数字化改造,如零部件管理、物流环节等。

 

从生产型制造到服务型制造

新一代产业革命对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变革,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业新趋势。自动化带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降低、利润空间减少,企业从单纯关注产品生产,延伸到产品+服务,为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提供增值服务。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比中的比重,才能不断延伸和提升价值链。

发达国家往往存在“两个70%”现象——除了服务业产值提升至GDP(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外,还有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生产性服务业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的关键环节,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相关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可以提升39.6%。对于苏州的产业转型而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延伸性和配套性产业,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对于提高城市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十分关键。

苏州生产型制造业到服务型制造业的转型布局早,成效显著。早在2003年,苏州就探索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自2014年起,苏州市每年出台的重要政策文件中都明确支持服务型制造发展,每年定期组织企业参加服务型制造培训。2018年,苏州成为全国首批六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之一,至2021年共获评11家国家级服务型制造业企业,占江苏省一半。

然而从数据上看,2020年苏州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为5751亿元,占GDP比重约为28.5%,这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尚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 。2020年当年苏州提出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高规格系统布局生产性服务业,发布系列政策举措,重点扶持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服务等九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计划到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

定制化生产是服务型制造的典型方式之一。波司登虽经历几次品牌转型,但仍面临品牌老化、创新乏力的问题。在销售端实现与消费者更紧密互动,在生产端建设大批量定制能力,被波司登视为破局关键。2010年,波司登开始导入智能化生产装备,投入近亿元引进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升工人生产效率和生产柔性,为实现供应链快速反应打下了基础。波司登的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创新地推行服装加工部件流模式,实现生产的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为实现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反应生产创造了基础条件。在常熟的奇瑞捷豹路虎,也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柔性生产能力,不同规格和不同配置的车都可实现在同一条生产线上进行生产。

也有许多苏州制造业企业从自身探索智能制造转型、打造智能工厂,逐步蜕变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纬创集团、博世、友达光电、亨通集团、永钢集团、博众精工等企业已经将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信息服务等分支机构分离,成立独立法人实体,对外输出专业服务。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根据自身2010年开始从精益生产到智慧制造的经验,成立服务机构纬技智能,提供从诊断到最终落地成效的智能化改造解决方案,以及全周期的长效服务。再如以消费类电子代工起家的博众精工,通过较好地将工业自动化底层技术方面的积累,与相关领域生产流程技术诀窍的结合,迄今已将消费类电子智能解决方案、新能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其主营业务领域。

 

从规模扩张到专精特新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正获得高度重视。2022年全国两会,“专精特新”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苏州目前已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2家,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入围123家,位居全省第一。苏州的专精特新企业以其质量效益综评突出、细分行业地位稳固、科技创新优势明显、两化融合水平较高等特征,对中小企业形成了整体的带动,为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光华芯近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立十年以来,长光华芯坚持自主可控,从芯片设计到芯片制造全部自主完成。面对与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长光华芯选择专注特定领域,坚持精益求精,逐个突破,以技术和品质赢得市场。目前,长光华芯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二、全国第一,并正在向光通信、车载激光雷达等领域拓展。

再如广大特材,在成立两年后全面向特种钢材转型,通过长期渐进的技术创新积淀,在熔炼、成型、热处理等决定材料性能及稳定性的各项核心关键工艺不断探索突破,并在齿轮钢、模具钢、精密机械零部件、特种不锈钢及特殊合金等产品中产业化应用。广大特材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和新增核心技术改进,研发占营业收入比例多年保持在3%-4%,2021年高达4.78%。

苏州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苏州的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更离不开对企业的主动服务与有力支持。总体来看,苏州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以目标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短期支持和中长期发展相兼顾,从“短、中、长”三个维度系统发力。

短期,强化因企施策贴身帮扶、助力企业走稳走实专精特新发展道路。苏州市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加大财税支持、优化信贷政策、畅通融资渠道,因企施策因业施策,有效解决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保障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平稳发展。例如苏州的“政策计算器”,一方面整合各级政策文件,从企业需求出发,结合不同条线部门业务对政策进行解读梳理和数字化拆解,重构企业视角的标准政策内容,让企业找得到、看得懂;另一方面为企业统一建户建档,通过各类数据信息动态汇聚,形成多维度“客户画像”,为政策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打下基础。实现政策精准推送,解决政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中期,加快补链延链稳链固链、拉大拉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空间。中小企业的发展除了依靠政策扶持,突破资金、技术等发展瓶颈,市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苏州依托制造业基础,加快推动现有产业链补链、稳链、固链,并持续推动中小企业增强造血能力,主动融入全市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格局,拓展细分市场。例如昆山依托13家龙头企业(集团)为中心,做好延链、补链、强链工作,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专精特新发展。同时,构建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和风险评估体系,利用核心企业的“大而强”实现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快而廉”。

长期,持续推进营商提质与品牌育林,厚植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土壤。归根到底,城市产业的竞争力离不开产业创新集群生态环境与营商环境,更离不开城市品牌的塑造与赋能。近年来,苏州积极推进创新生态体系搭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苏州制造”品牌育林工程,加快推动“苏州制造”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力打响“苏州制造”品牌,厚植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土壤。如苏州工业园区发布《苏州工业园区“专精特新·汇计划”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产业、金融、人才、服务、技术五大类资源助力中小企业走上“专精特新”道路,强化政府引导、汇聚各方资源,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服务。

在稳稳咬住“产业链强市”、塑造新发展优势、实现发展高位突破的新征程中,苏州仍需强化示范效应、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强化三个结合,在专精特新培育工作中完善“苏州经验”、跑出“苏州速度”、打响“苏州品牌”。一是要推进强企与强链相结合,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带动力。二是推动企业数字化与集群数字化相结合,提升专精特新集群竞争力。三是推进县域引领与产城融合相结合,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辐射力。

 

从单一研发投入到创新要素集聚

在科技引领经济发展方面,苏州在全国处于较前位置,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与GDP的比值苏州仅次于深圳,达到3.9%,且在从2016年到2021年的六年中增长迅速,拥有多个“科技巨头”企业的深圳,这一数据达5.36%。

将苏州放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虽然苏州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相对较少,但将产业集群建设和创新能力培育融合发展的苏州制造业凭借其丰富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高技术产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排名中排在四个一线城市之后,位于第五名(见图1)。

近年来,苏州致力于发展高技术产业,2021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产值14062.2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4.0%。

截至2022年7月22日,苏州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46家,仅次于上海(65家)、北京(59家)。苏州与深圳的竞争相当激烈——截至2021年末,排在第三位的还是拥有29家上市企业数量的深圳。

根据苏州市的部署,下一步重点是产业创新集群,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行为主体合作,增加行为主体的集体效率与协同效果。苏州正在从以产业配套为主的生产集群到以合作互动为主的创新集群的转变,其中涉及到产才融合、产教融合、产金融合、产创融合等问题。

产业创新集群不应只是政府单纯“打造产业链”的经济过程,而是政产学研共同发力,共同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提高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载体。在这方面,苏州的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尤其体现出本土经济的活力。除了基于政府规划园区或是“大院大所”的产业创新集群外,苏州的民营企业也在集群创新资源的打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如龙头企业盛虹集团与东华大学组建了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建立产学研用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也是全国首个由民营企业牵头建立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再如亨通集团,已经在基础研究上有所投入,并设有五个国家及省级重点实验室。

 

从产业结构调整到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苏州的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加速。尤其自2004年服务业促进大会以来,苏州推进“服务业跨越式发展”,提出了“今后3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的发展规划。

苏州要求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苏州对第二产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经济资源短缺问题的前瞻性判断,希望通过发展服务业为制造业二次升级创造优势。

在实际的发展中,苏州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并非冒进,而是实现了在较为合适的区间内稳步前行,从2004年的31.3%逐步上升至2010年的40.1%,并于2016年上升至50.4%(图2)。

除了政府对服务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苏州主要通过在服务业各领域广泛引入市场机制,激活产业发展内部活力,形成面向市场的良性循环,如2003年苏州就先行先试提出服务业对中国香港全面开放。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苏州再次积极推进产业调整,从关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为关注现代产业体系的塑造。苏州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发展目标,不再重点关注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化,而是更加关注城市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培育经济增长点,以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人文精神的提升来集聚要素,以人才的优势赢得创新的优势、竞争的优势和发展的优势。着力解决外资占比过大、外资发展路径依赖、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让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型发展。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苏州提出跨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智能电网和物联网、新型平板显示和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政府的长期培育和引导下,苏州逐渐形成了当前的四大主导产业格局: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至2021年底,苏州制造业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54%。

在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构造中,苏州始终坚持“制造立市”,在推进主导产业发展的同时,布局科研机构、创新载体、金融服务、培训机构,其理念是这些机构都需围绕服务产业需求而发展,提倡科技、金融、人才与制造业的融合与协调,根本目的是提升制造业根植性和竞争力。

 

从产业需求到驱动应用型创新发展

缺乏从“0-1”基础型创新突破,是人们对于苏州未来发展动能乏力的主要担忧。苏州的大学、科研院所数量与其经济体量并不匹配。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乡镇企业借助于“星期天工程师”攻克技术难题,如今则凭借苏州市与各区丰厚财力吸引大学及科研机构落户。中国科学院纳米所、医工所等34个分所落户苏州,占到中科院全国研究机构的20%。

客观来讲,受到城市能级、上海虹吸效应及经济结构特征等影响,让苏州过多承担基础研究任务并不现实。解决企业在“1-100”应用型技术方面的研发难题是苏州引进“大院大所”的核心目标。占苏州经济半壁江山的外资难以融入本地创新环境,能够主动带动创新链发展的民营龙头企业数量还较为有限,更加需要苏州政府提供前瞻性引导,为科研与产业进行嫁接。通过调研可以发现,围绕苏州四大主导产业,苏州产学研合作的机制已经搭建起来,这为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机构更贴切了解产业需求,创造了良好条件。

成立于2020年的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由苏州市和工业园区共同出资200亿元建设,建立初衷是“服务于应用”,要求技术创新必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并设计出一套“成果交易前置”的机制。国际前沿、国家需求、市场需求“三元交叠”的模式可以引导企业更早介入科研过程、更多接触基础科学。目前姑苏实验室的三个重点材料突破方向集中在电子信息领域,与苏州产业向高端化进阶、解决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卡脖子”问题高度契合。

常设科研机构的创建补充了苏州本地的基础研究力量。例如长三角材料研究院,既有固定的科研人员,又能调动国内相关领域顶级的院士、教授,同时通过创新性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鼓励本地研发团队的技术转化。此外,科研机构也承担共性技术平台资源共享的任务。全市范围内,目前已集聚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实验室、纳米真空互联实验室等高端科研设施在内的仪器设施54970台,原值405亿元,提供各项服务24800项,解决企业各类需求5861项。

苏州的创新发展模式以需求拉动型为主。结合苏州的产业特色与发展需求,引进“大院大所”既可助力苏州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形成完整的产业服务链条,也有助于苏州的园区经济实现新突破,构造以创新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并在此基础上以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支持。

 

从服务实体到构建产融结合新生态

苏州构建了新型的产业与金融合作生态,充分拓展金融功能、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的效果,这也是苏州金融的核心“抓手”。这与当前我国地方金融改革从片面追求要素集聚,转向重视金融功能完备、生态健全相契合。2021年,苏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971亿元,占全市GDP比重8.7%。目前,苏州共有292家持牌金融机构、309家地方金融组织、455家在中基协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苏州的产融结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第一,全面推动产业金融创新与发展。苏州拥有极具特色、比较优势突出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布局,其金融发展自然需建立在助力产业优化之上。近年来,苏州立足制造业企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通过搭建平台、聚合资源,引导和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制造业企业,助力打造“创新集群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推动产业经济向创新经济跃升。到2022年6月末,全市有162家备案创投企业,累计注册资本686.7亿元,累计实收资本431.3亿元。

通过调研发现,苏州大部分板块都以国资形式成立了引导基金和直投基金,形成了政策性投资平台、引导基金平台、资本+产业园协同等几种代表性模式,配合政府招商与人才招引工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有力的国资撬动、市场参与的长期投资,围绕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等核心主题,一大批重点产业项目在有力的金融支持下,加速落地。

第二,重视金融与科技的互动融合。苏州不断深化研发和创新成果,构建“金融+科技”核心驱动力。一方面从金融科技视角看,苏州有序承接和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成为第一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争取到长三角数字货币研究所落地,并已探索性地形成一批应用场景,试点示范作用走在全国前列,初步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与集聚,强化了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并有望形成新业态。另一方面从科技金融视角看,近年来苏州金融、科技、工信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完善政策链、畅通信息链、撬动资金链、优化服务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形成了“四链”联动的科技金融“苏州模式”。

第三,练好“内功”完善政策环境与基础要素。近年来,苏州出台了《苏州市金融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行动计划》《苏州市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若干具体政策》《关于实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融资畅通工程的意见》《苏州市金融支持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工作意见》《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及《关于推进苏州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积极打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标杆城市、数字金融创新标杆城市、产业资本集聚标杆城市、金融开放合作标杆城市,努力建设成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良好协同增强效应的功能性金融中心。同时,以征信服务为代表的基础要素也不断完善,苏州成功创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开展小微企业数字征信实验区建设试点,在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中长期保持地级市前两名,多次获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考评第一等次,并且积极参与央行推动的“全国+地方”双层征信体系建设。

第四,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立体功能”。多年来,苏州坚持以“储备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挂牌一批”为总体工作思路,建立可持续上市后备梯队,初步形成了“支持企业上市、支持上市企业”的良好氛围。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苏州新增A股上市公司14家,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新增在审企业25家;在上半年市场各大重要指数普跌的情况下,32只苏州股(剔除新股)实现上涨。此外,苏州的创投行业已经走出了独特的“新产融模式”,据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发布的《2021中国内地省市创投实力榜》显示,苏州创投实力位居全国第六、江苏第一,尤其是在创投机构实力、创新实力、政府支持等方面表现突出。

第五,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改善市场风险管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互补支撑,是苏州金融发展的又一特色。例如,2015年设立的“信保贷”就运用信保基金撬动贷款规模,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截至2022年5月末,累计10376家企业获得授信,突破千亿元。再如,近年来苏州设置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信用保证基金、科技贷款贴息等专项奖补资金池,每年更新并下发《苏州市科技金融计划项目的通知》,通过“政府补偿+银行信贷”风险共担模式,对科技信贷的风险损失进行补偿。还有,苏州工业园区2020年上线“园易融”,目前上架政策性金融产品10项、普惠性金融产品152个,累计解决需求7377笔,授信额超400亿元。

与苏州作为全国第六的城市经济体量相比,其金融仍有巨大发展空间。预计苏州将以较强的制造业及贸易基础为依托,放大现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优势,不断突破发展瓶颈,真正建设成为金融服务实体标杆城市。

 

从营商环境优化到产业生态构建

受工业园区、高新区的建设经验影响,苏州在营商环境的打造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营商审批的高效性、“一张蓝图绘到底”所带来的政策可预期性等,就已经在苏州落地。这一过程始于第一个中外合作开放区苏州工业园区的建立,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被总结为“归根到底是我们借鉴新加坡经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成功。” 按照新加坡政府的理念,经济增长速度与政府服务质量存在密切的关系,良好的经济机构,特别是公共部门,对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这一理念很快也普及到苏州全市。在2002年苏州市发布的《关于推进政府改革加快职能转变的意见》中,苏州提出要促进行政行为和管理方式从管制型向服务型、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转变;坚持依法行政,规范、高效地履行法定职责;培育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构建管理规范、运作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内容。2012年以来,苏州又提出“让法治成为苏州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意在总结梳理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改革措施,将行之有效的举措上升为地方法律法规。

在调研中,所有企业都认可苏州“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营商环境,也提及在财政补贴项目申请方面的流程简单及主动服务,让“优惠政策找企业”。特别还应指出的是基层的主动性与担当性,愿意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在施政时不搞“一刀切”。

但是,企业的基本经营需求是获得持续盈利和扩大发展的空间,仅靠“店小二”的周到服务无法从根本上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

苏州已开始早其他城市半步,构建产业生态。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市场主体的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投资激励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而产业生态的营建则可以不断产生系统整合报酬,真正形成产业“搬不走、压不垮、拆不散”。在产业生态的营建下,苏州的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形成内外联动之势,充分发挥外向型经济的正外部性;内生动力逐年增强,一批批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茁壮成长。也因此,疫情下苏州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强劲,这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与宏观环境下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医疗器械产业园是苏州产业生态建设的典型。高新区政府通过成立区属国企,开发运营了国内第一家医疗器械产业园。除了产业园区的载体开发、物业运营功能,医疗器械产业园还提供技术服务平台及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服务平台提供基础共性平台,园区引入了医疗器械可用性测试平台、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苏州分所、中科院医工所、东南大学医疗器械研究院等,为园区企业提供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等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则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接省市政府资源,例如药监审评机构,解决企业在注册审批上市方面的难题,力图将园区内医疗器械企业迅速带上正轨,产品快速上市,实现盈利。发展十年,园区已有300多家企业,产业规模达到爆发期。

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以为民服务为宗旨,负责维护各类群体的利益,除了服务型理念与高效运作,更应该拥有长远的眼光。在这方面,苏州政府展现出前瞻性,将科学预测和有效预防等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能之一。在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同时,苏州从十余年前开始主动引导、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并坚持长期投入与扶持。

工业园区最早开始主动进行产业培育,自2006年就锚定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并探索积累了“十个一”的特色培育机制,即聚焦一个特色产业、制定一个产业规划、组建一家国资公司、建设一个功能园区、引进一家大院大所、设立一支产业基金、成立一个服务机构、集聚一批龙头企业、搭建一批合作平台、打造一个盛会。以最有代表的生物医药行业为例,至2022年7月,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上市企业达23家,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园区引进、培育。如今这套产业培育模式,在苏州很多板块都得到了复制。

除了生物医药产业,在先进材料领域,通过建设科技创新载体、引进高端创新人才、前瞻部署新型纳米功能、纳米生物医用、纳米材料宏量等关键技术,已经在苏州市形成了从原材料到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拥有中科院纳米所等200多家企业和机构,产值超过28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