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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各位上午好！讲何为人民，这一定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而且需要大家不断地去思考。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的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的社会政治主体，人民政治是新中国建构起来的，体现新的政治文明的新型政治。
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本质上是人民的，执政本质上就是人民的，不是政党的事儿。所以周总理很认真地用过“领导党”，毛主席也用过“领导党”。
在这一“人民”概念和理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人民政治，是中国的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中国能够高歌猛进，跻身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新型政治的实践结果。
“人是实践的主体”
认识人的真实存在与本质
我们先讲一下关于人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来看看马克思主义对人怎么理解。马克思早年的一个说法：“人不是抽象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怎么理解？马克思这一段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出现的，它强调不能把人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
所以正确地理解人的问题，应该是联系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包括人生活其中的国家和社会，你不能离开这些去谈人。人不断地作用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也在不断地受到世界的影响。
马克思还说，“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是对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如果把人当做一个实践活动的主体，在这一视野下的人，是处于跟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当中，所以人会变，会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环境，不断地改造环境。对人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当做一个客体，当做直观的对象，必须把人放在实践中去看待。
正如马克思讲的，对人的理解必须联系实践，把人作为一个感性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没有这一点，理解可能就偏差了。
怎么看人的本质？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今天成为这个样子，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导致使你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实践发展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思考人的一个特别之处，不能把人当做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对象，更不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对于众多消极、无声个体的某种普遍性的抽象和概括。人是实践中的主体，人的本质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改变的，是人们在实践中所结成的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缺乏实践的观点，只会把人的存在客体化和抽象化，因而也就无法理解人的真实存在与本质。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恩格斯的说法，强调的是文明发展的总方向，是通过人的生产方式跟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使人不断地摆脱兽性，而越来越呈现出丰富的鲜明的人性。
对于封建专制制度，马克思把它定位为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本质上来说是动物世界。因为在这里面，人跟人之间并不是以人相互对待的，而是被分化为不同的种群跟等级，有点类似于动物世界中的种群分类。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说法，说人类简直就是按抽屉般的分类，啥叫抽屉般的分类？到中药铺去一看就清楚，一个一个的格子，这个格子是不可逾越的。
所以这种情况，马克思说就犹如动物世界中的种群分类，严格说不是人类社会，它只能是精神的动物世界。
那怎么来看待资产阶级社会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依然不是人类社会，它属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那个社会当中，社会分化为政治国家跟市民社会，一个是天国般的生活，在这里人人平等，大家都是公民；但是在市民社会，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把人降级为工具，我要跟他做生意，我觉得他应该能够给我带来盈利，对我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是把他人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同时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所以人实际上成为了异己力量的玩物。
所以为什么说恩格斯讲，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就决定人永远没办法摆脱兽性，问题只在于摆脱的多和摆脱的少，人类文明的进化一定是兽性越来越少，人性越来越多，大概社会主义有前途也就在这。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于人的研究，强调要把人理解为是实践的主体。因而人是与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发生相互作用的，人跟人之间也是互动的。反映人类社会的哲学，它的立足点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社会化的人类。
从推翻“三座大山”的根本破局之道
看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背景与机遇
下面讲讲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机遇。人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民在中国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是应对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复兴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各种方案，譬如说一开始的实业救国，后来觉得实业救国还不够，必须培养人才，因此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都兴了一阵子，后来觉得不行，必须共和救国。但人的头脑也需要革新，不能依然陈旧，因此必须新民救国。
但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共和救国和新民救国虽然有效，但效果有限，原因究竟在哪里呢？马克思讲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改进，因为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当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紧接着他讲，“资产阶级是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长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好像这些都在讲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结论是什么？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发和半开发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很显然这是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全球化，马克思从文明论的角度来说的。
再来看列宁，他说，“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我特别地把它标出一个生还式的客体，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列宁的这个说法显然跟马克思的维度是不一样的。列宁这个说法，揭示了由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局，这种揭示令人悲愤。
所以，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内外反动势力狼狈为奸，国家、民族跟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基础之上的新型政治，这是破局的根本之道，否则只能东方从属于西方，只能给人家当“肥料”。
这也是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背景和机遇。
透过人民在中国出场的节点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飞跃
从人民在中国出场的节点来看，我认为首推的是“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毛泽东探索人民对民族救亡跟民族复兴的意义的思想历程，主要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它的标志就是民众大联合。他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很显然，这里的逻辑是民众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民众大联合既是克服强权的手段，也是革新社会的重要的方式。这个是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一个重要节点。
真正把人民上升为中国革命的核心范畴，则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有这个改变的时候，他讲到，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他还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所以在这里，人民跟住在中国土地上的国民被区别开来了。
在这里，借助人民共和国的概念的分析，在何为人民的问题上，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认识：从实际性的存在而言，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任何以简单化的方式去处理人民的问题，尤其是人民内部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方式而导致消极的后果。
但是从实质性的意义来看，人民是什么呢？人民的本质性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人民是国家主权参与者跟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使一盘散沙的国民变成人民？自从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尤其是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以后，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实践，就是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实现民众大联合。人民不是天然的存在物，人民要从一盘散沙变成人民，必须通过组织起来，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由这种历史观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群众路线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满着智慧。多到老百姓那里走一走，多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也许是分散的、个别的，但由此可以把握整个人民群众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出场的另一个重要节点，我认为是新中国建立前后，围绕着国家行政权建设进行运转和见证实践的这个时期。关于建立全国行政权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就已经突出地提出。七大过后不久，毛泽东跟黄炎培先生有一个“窑洞对”，这个“窑洞对”提出来的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同志非常清醒，他说我们在经济上要完成民族独立，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如何完成经济上的民族独立呢？很重要的是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这一条不行。他强调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建国大业的完成，党跟政府将领导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此该怎么做？一样是人民、人民、人民。
此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人民概念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基于利益根本一致的，但人民毕竟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他们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跟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矛盾也会激化，会导致冲突，会演变成敌我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题。
毛泽东同志也非常敏感地提醒全党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些都是属于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主题下，对协商民主、对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问题的积极探索。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从组织起来使民众升成为人民，到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题，它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一个合乎逻辑与发展的重要飞跃。
从公意与众意出发
看“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
公意与众意，是卢梭的一个重要理论创建。他说，众意和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差别的，公意考虑共同的利益，众意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个别意志总是倾向于偏私的，而公意总是倾向于个人平等。公意之所以能够成为公意，不在所得的票数多，而在于它能使人们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
在卢梭看来，国家或者城邦的生命力在于其成员的结合，实现这种结合的前提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让渡出自己的某种权利、财产和自由。人们之所以赞誉美德，就因为它体现为人的个别意志跟社会公意的一致，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走向社会幸福。
卢梭的这个公意理论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积极回应。马克思公开谴责资产阶级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推崇，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论，说它所维护的主体是没有超出封闭自身的、封闭自己的私人利益和私人任性行为。
中国共产党向来不仅高举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的旗帜，而且明确地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意作为政治号召。
另外，公意没有排除众意，应该如何合理地安置众议，其实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人民概念的确立，一定是以公意作为基础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权衡好众意。
最后提一点，人民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它既是实践的主体，同时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要改造。这里主体性跟改造必要性的结合，我觉得很重要。毛泽东同志说，谁都要改造，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更要改造，国民改造好了便就成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