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下半年，英国市场进入“多事之秋”。约翰逊首相在保守党内部压力下辞职，特拉斯接任并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市场大幅动荡。此后英国央行出手干预，宣布短期购债（QE）以稳定市场。10月14日，新任财政大臣亨特宣布将撤回大部分减税措施。然而，英国政府和市场的混乱仍未完全平息，10月20日，特拉斯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国债和英镑出现短暂反弹。特拉斯辞职意味着英国财政政策可能大幅转向，但由于未来英国政策不确定性仍存，市场担忧情绪挥之不去。
市场动荡的背后，反映出英国当前面临的多重挑战。英国经历的政局动荡、通胀高企、能源短缺和债务风险也是整个欧洲困境的缩影。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对英国和整个欧洲产生长期冲击，造成劳动力市场、能源结构和供应链的永久性改变。经济上内外失衡持续扩大，外交上与欧盟的微妙关系，都给政策制定带来持续压力。
一、新政府财政预算案诱发市场动荡
英国政府9月底公布《2022年小型预算案》，包括取消上调公司税率、降低所得税基本税率、降低高收入者所得税等财政宽松措施。根据上述计划，2023年-2024年，英国财政收入将减少370亿英镑。此前，英国政府公布了1500亿英镑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对家庭、企业和公共部门出台期限不一的能源限价措施，为企业面对能源波动提供流动性支持，暂停绿色税等。
特拉斯政府试图用财政宽松、行政限价和补贴的方式解决能源的供给端问题，本身存在较大的隐患。政府将债务偿还押注于英国经济复苏，在投资者对前景普遍信心不足背景下，财政、政府债务和赤字面临巨大压力。政府公布的发债计划显示，英国本财年计划发行1939亿英镑的国债，比原计划多出600亿英镑，超出市场此前预期。然而，市场预计英国今年的借款额必须跃升至2300亿英镑才能达到财政宽松要求，约占经济产出的3.5%，比过去74年的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英国政府债务突破2万亿英镑。英国预算监督机构此前表示，如果未来政府不收紧财政政策，债务可能在50年内增加2倍多，达到GDP的近320%。竞选期间，特拉斯的竞争对手、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力主增税和减债，然而新政府上台后迅速推出大幅财政宽松，动摇了投资者对英国经济及其货币的信心，触发投资者抛售英镑及逃离英国政府债券，对英国风险上升的恐慌情绪引发欧洲乃至美国市场震动，并造成政局混乱。
此后，叠加美联储鹰派立场和欧洲能源局势紧张，英国国债持续大跌，30年收益率达5%高点。借贷成本飙升，英镑暴跌至37年低点。同时，英国养老金持有的英国国债衍生品头寸面临逼仓风险，并引发房地产市场崩盘担忧。英国的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多数采用“负债驱动型投资”（LDI）策略。需要根据养老金的固定支出来匹配资产，通常是匹配债券或“杠杆化”的债券持仓。英国国债收益率的突然飙升击穿了模型和养老金提取的抵押品缓冲。由于保证金飙升，大量养老金选择平仓国债头寸，进一步推高国债收益率，形成恶性循环。
英国央行9月28日宣布启动临时国债购买计划以维护市场稳定，每个交易日购买50亿英镑至10月14日，购债总规模达650亿英镑。消息公布后，英国国债市场一度大幅反弹，英镑汇率升值。但此后数个交易日持续波动，投资者对短期量宽（QE）的作用仍存疑虑，金边债券抛售压力不减。特拉斯宣布辞职意味着英国政府彻底承认之前的财政扩张是政策失误，未来不确定性高企，市场担忧情绪仍存。
二、通胀与衰退阴影下的英国经济
对英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正在加深。英国一季度GDP增长8.71%，二季度受俄乌冲突和通胀高企拖累，大幅下滑至2.93%，预计四季度和2023全年将出现经济收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英国2022年、2023年GDP增长率为3.6%、0.3%。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持续下滑，8月制造业PMI跌破50%的荣枯线，创近2年低点。
通胀压力高于美国，且短期未现见顶迹象。7月英国CPI突破10%大关，创下40年高点，此后维持在10%上下，核心CPI亦继续攀升。就业市场持续吃紧，新增申请失业金人数不断下降，给工资和物价造成更大的压力。当前投资者对英国通胀的预期仍较为强烈，英国央行预计四季度通胀率将维持在两位数。
不确定性上升或导致货币政策进退维谷。英国央行已经连续七次加息共计225基点，为25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尽管通胀达到两位数的高点，但英国在加息的鹰派程度上略弱于美国，主要是由于在俄乌冲突的直接冲击下，英国政府衰退预期高企，而随着政局的持续紧张，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央行的快速加息可能进一步引发的社会动荡。英国政府此前试图财政扩张，导致金融稳定目标和通胀目标出现冲突，尽管央行承诺缩表不会受到影响，但短期QE实质上已经拖慢了货币紧缩的步伐。
英国国债与美国逻辑类似，但由于上半年加息幅度慢于美国，投资者预期暗淡的经济前景可能影响英国央行的紧缩步伐，因此收益率上升幅度慢于美债，且一度与美债利差扩大。但近期随着通胀不断再创新高，债务风险显现，收益率上升加快，与美债利差缩小至接近持平。
三、英国当局面临两大深层压力
一是随着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和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民众对保守党政府的不满日增。英国近12年的历届政府均为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英国经济停滞不前，公共服务不断减少，政府的竞选承诺不断落空，通胀高企加剧了生活成本危机，英国经济将走向衰退的速度甚于欧盟和美国。英国公共部门已经因薪酬和交通混乱而爆发一波罢工浪潮，近期对油气部门加税的决定更引发公众对能源成本加速上升的担忧。
二是与欧洲关系问题上的两难处境。2019年，约翰逊以其在脱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大获全胜，此前的首相梅杰、卡梅伦和梅均因在脱欧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下台。尽管约翰逊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表现强硬，并未出现严重外交失误，但脱欧问题实际上引发了英国民众的分裂，其引发的北爱尔兰贸易、渔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四、英国困境折射全球经济面临结构性冲击
英国困境折射出俄乌冲突和前期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冲击。
欧洲债务风险压力高企，预计欧央行采取QE救市概率不大，但可能更侧重内部协调。当前欧洲债务的风险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新冠疫情期间欧洲债务率飙升至历史高点，远超2012年欧债危机期间水平，其中意大利接近GDP的150%。意大利被誉为欧元稳定器的德拉吉政府提前下台，同时梅洛尼领导的右翼选举获胜，该党派施政纲领包含减税、增加失业和养老金等竞选承诺，并将与欧盟重新谈判欧洲复兴基金的使用条件问题，政党存在一定反欧盟倾向，因此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同样上升，与德国利差一度升至260基点。
当前欧央行正处于快速加息通道，承诺不会因个别国家内部政策问题而用宽松的方式救市。但欧元区的救市取决于欧央行和单个国家政府的博弈，此前欧央行的TPI工具赋予无限制购买单个国家国债的权限，因此可以作为欧元区债务问题的最后托底。但同时，QE与高通胀所需的加息措施背道而驰，又面临与极右政府的财政谈判问题，未来同样可能存在风险。
亚洲方面，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主要亚洲国家面临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韩国央行9月底表示将购买最多3万亿韩元（21亿美元）的主权债务，而政府宣布紧急回购2万亿韩元的债券。韩国还表示准备启动股票稳定基金，并可能重启股票卖空禁令。印尼、日本和印度央行尽管尚未采取货币政策干预，但均开启外汇市场干预，以稳定市场，减缓资本外流。
美联储快速加息、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背景下，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不确定性。欧美和许多新兴经济体面临能源-通胀-债务“三难”问题，而相关政策应对工具严重不足。
国际市场波动给国内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欧洲经济不振将带来供应链重整和产业转移机会；另一方面，也需警惕国际市场波动引发资本流动和国际融资风险。
（编辑：唐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