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六大挑战

《财经》杂志 文/陈炳才 王然 姜懿珊  

2023年01月16日 11:06  

本文7601字,约11分钟

诸多挑战下,中国过去的一些红利可能就不成为红利,甚至会成为压力,尤其是遇到国际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这些挑战就可能演变为一种战略风险

江西赣州市信一家电子科技公司的半导体产品封装测试车间,工人在生产微电子元器件IC芯片。图/视觉中国

 

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虽然总规模不断创历史新高,但增长幅度持续下行,2019年达到408017.2亿元人民币,2020年出现了负增长,2021年恢复增长,达到440823.2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增长8.04%,年均增长约4%。

 

一、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未形成,未来依然依靠外部需求,风险加大

2022年1月-11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0.1%,其中11月下降5.9%,这说明以消费拉动内需增长机制尚未形成。这种消费动力的下降,不只是疫情导致消费无法实现(如旅游、产业、娱乐等),2010年以来就持续下降,从增长18.3%下降到2019年的8.0%,9年下降10.3个百分点,每年下降1.14个百分点。即使从2012年计算,7年下降6.3个百分点,每年下降0.9个百分点,以2017年-2019年数据,每年下降0.99点。按照每年增长递减率0.9计算,2022年正常增长是5.3%,2023年是4.4%,如果剔除价格上涨,增长更低。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08年以后也持续下降。2010年-2019年,其增长速度从20.4%下降到5.1%,下降了15.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7个百分点,比消费下降幅度更大。即使按照2015年-2019年的速度,也下降了3.6个百分点,每年下降0.9个百分点。按照2018年和2017年比较下降0.3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的正常增长是4.8%,2022年增长4.2%,2022年1月-11月中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累计增长5.3%,预计全年投资增长5.0%。2023年增长按照线性递减速度应该是3.9%,即使乐观估计,最高也应该不超过4.7%,这是名义投资增长速度。

2008年中国出口达14306.9亿美元,美国次债危机后有所下降,但2010年创历史新高,达到15777.5亿美元,此后连续四年创历史新高,到2014年达到23422.93亿美元,2015和2016年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到2018年才再次创历史新高,达到24867亿美元,此后持续稳定增长。2021年再次创历史纪录,增长29.85%,达到33630亿美元,这显示了中国出口增长的潜力和竞争力。长期以来,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大大拓展;二是产品具有性价比竞争优势,而且产业链齐全,供给及时,能够达到规模化要求;三是美元的两轮大扩张。2008年-2014年,美元持续扩张,美联储资产比2007年底增加了约3.6万亿美元,因此推动全球贸易、投资增长。2020年因应对疫情,美国再次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资产当年增加达到3.2万亿美元,2021年又增加1.4万亿美元,最高时资产达到89023亿美元,比2019年增加47753亿美元,两年时间扩张的资产超过了第一轮六年扩张的规模,带来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27%,也带来中国2021年出口增长29.85%。但量化宽松带来的出口增长随着货币政策收紧,尤其是2022年美国连续多次加息,中国出口开始下降。1月-8月中国出口增长13.5%,9月以后开始下降,11月同比增长下降8.7%,1月-11月累计增长下降到9.1%,2022年全年增长预计7%或6.5%。很显然,美元量化宽松带动的出口增长周期即将结束,2023年和2024年可能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况。

2019年之前的2017年和2018年,中国净出口都是负增长,2019年-2022年中国净出口连续四年正增长,而且增长幅度较高,2023年和2024年可能不会再次出现那么高的净出口增长,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如果出现负增长,实现4.5%的增长就更困难,如果能够实现正增长,可能需要大幅度压缩进口,即进口下降幅度高于进口下降幅度,才能实现。因此,净出口的增长是最不确定的因素。

根据消费和投资名义增长分别为4.4%和4.7%的增长速度,剔除价格因素的经济增长速度要维持在4.5%以上,有赖于净出口增长达到4.5%以上乃至更高。不仅如此,需要消费物价上涨基本为零,如果消费物价上涨超过1%,相应的名义增长必须提高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二、速度规律逐渐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线性递减

根据速度规律,随着基数加大,增长速度将逐渐递减。故中国在考虑2000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前十年速度高一些,后十年速度低一些。而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没有遵循速度规律,出现了前高后高,甚至2000年-2010年增长速度依然高的状况。也许因为这个现象,有些看法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比较高,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果说2010年之前经济增长的速度规律对中国不起作用,2010年以后,这个规律则在持续发生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增长10.6%下降到2019年的6%,九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每年下降0.4444个百分点。即使按照2012年-2019年的情况也下降了1.9个百分点,每年下降0.2714点。以此计算,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常最高是4.92%,最低在4.22%。根据这两年确定的增长速度,最后都没有实现,因此2023年实现最高目标,并不容易。

2010年以前的速度规律为什么不起作用,2010年以后为什么发挥作用?其实,经济增长的速度规律,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关系密切。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40年内的平均经济增长一般不超过4%,主要是因为其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凡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相对于人口小国,其增长水平要高。

战后由于国际市场的扩大,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以7%为界限)水平较高,几乎是以前高速增长的一倍以上,但40年达到7%以上,也很少出现。日本经济出现了24年的持续高增长(1946年-1969年),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速度大多在8%以上至12%多之间,但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就持续下行,再也没有回到高速增长。韩国从1963年到1995年也经历了33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速度趋向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平均速度基本下降到5%以下,甚至更低。新加坡差不多也是33年(1965年-1997年),中国台湾经历了38年(1961年-1998年)。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7%以上也持续了38年(1978年-2015年),而且中间的波动性远远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步时的人口就是9亿人,后来持续增加到14亿人,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需求旺盛,也带来国际市场的持续供给扩张和进口需求扩张。

但工业化、城镇化一旦趋向成熟或者基本完成,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趋向5%以下,甚至3%以下,这也是一个趋势。尤其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产能和供给国家之后,后续如果没有超越中国规模的市场,其速度下降将快于工业化国家。

 

三、周期规律影响力逐渐显示,国际竞争力下降

市场经济早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这种过剩危机,一方面是货币制度(金银流动性不足)的缺陷导致,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下的盲目生产导致。后来,货币政策制度的改革,尤其是战争、侵略和殖民地制度,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但依然会出现经济波动。战后美国依靠关税贸易制度以及产业结构分工、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扩大美元等,逐步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但依然没有能够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波动。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多次遭遇产能过剩,但通过深化农村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国际市场开拓,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产能过剩,使得被国内政策认定的过剩产能扩大了数倍乃至数十倍,这源于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进口的发展,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打通,开辟了新的市场,也带动和创造了新的国际需求。

但是,国际市场也有尽头。国际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美元流动性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在于各国要创造自己的需求和市场。而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模仿和学习基本完成,国际市场的有无互换尤其是国际贸易往往受资源、购买力以及发展可持续性等因素约束,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而出现经济大幅度波动。

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产能供给国,也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供给国,一旦对中国来说,出现过剩,就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因为没有比我们更大的市场来容纳和消化过剩产能,没有比中国更大的供给。除非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中国完全自由开放,我们还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为它们的货币资产规模远远超过中国贸易资产的规模。发达国家留给中国的出口市场会随着战略调整而发生转变乃至转折,一旦中国出口再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2016年的产能过剩危机就会再次出现,其严重程度将超过2015年-2017年。

如果说2019年以前,中国经济很少出现低增长、负增长,越往后,周期性生产或产能过剩危机、市场危机,在中国将逐渐更为突出。未来中国会出现经济低增长、负增长、年度间大幅度波动增长,甚至不排除连续1年-2年低增长、负增长的情况出现。因为全球市场对中国来说,将进入相对稳定期,全球市场的波动或者其对中国产品的替代和需求减少,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更何况,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对中国经济和出口进行打压。

影响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乃至危机的因素较多,但最突出的依然是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金融风险。中国房地产金融不仅影响银行金融资产风险,也影响中国传统产业经济发展。继续支持房地产的发展,虽然化解了当下的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难题,让传统产业得以继续延迟,但也将使得未来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解决更困难。同时,对房地产金融债务的化解,不仅会导致金融资源结构失衡持久化,也会导致地方土地财政继续扩展,地方隐性债务尤其是地方城投债的扩张,使得中国产业经济长期低端化、不动产化,财政赤字持久化,乃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中国的股市、不动产发展已经走上日本模式,吸收大量资金转变为不动产、建筑物,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高质量问题,更无法解决创新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问题。随着未来中国人口的下降,房地产和不动产的过剩将在2030年后更为突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因为房地产金融和土地财政而下降。

 

四、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性持续加大

国际环境的不确定风险持续加大,主要来自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主要表现为打压中国的出口额,降低中国的贸易份额;阻止中国高科技进步,切断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进口和海外市场;继续保持对中国出口的高关税,迫使到中国投资的高科技企业到美国投资。这些措施前期效果可能不明显,往后将逐渐显示。

2022年7月以后,中国对美国出口逐步下降,11月出口408亿美元,比2021年的547亿美元下降25.41%。对于出口下降,有分析认为是中国疫情、外资产业布局转移所带来。其实,也与美国物价上涨和关税高,降低消费欲望有关。更重要的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收紧,市场流动性减少,导致进口下降。芯片法案也是影响出口下降的长期因素。2022年8月9日拜登总统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美元补贴。法案禁止获得政府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增产芯片,期限为十年,违反禁令或未能修正违规状况的公司或将需要全额退还联邦补助款。不仅如此,美国商务部致函美国设备制造商,要求不得向中国供应用于14纳米或以下芯片制造的设备。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从2022年上半年每月平均近600亿美元下降到11月的400亿美元,预计12月在350亿美元左右,与2021年持平甚至不及。

二是欧盟经济的风险性加大。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将近一年,依然没有结束的现象,冲突将消耗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的经济实力。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支持始终没有停止,这不仅不利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欧盟的经济稳定。

2021年欧盟经济刚刚恢复超过2013年-2014年的水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和价格高涨,将使得欧洲经济恢复更加困难。随着民众不满情绪增加,罢工的持续和轮流,欧洲经济可能趋向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0.5%,其中德国下降0.3%,西班牙下降0.2%,俄罗斯下降2.3%。

欧盟低增长和高物价,对中国出口不利,2022年9月以后,中国对欧盟出口也大幅度下跌。更重要的是,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在2023年真正付诸实施,有可能将对天然气、石油以及其他商品的进口制裁扩展到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和进口俄罗斯的产品带来压力。

三是市场的替代和挤出效应。美国、欧洲发展实体经济和抑制中国高技术发展的战略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美国对中国贸易打压持续了五年(2018年-2022年)。虽然这个过程中国出口依然保持了持续高涨,但这也可能是惯性所带来的冲刺。

随着美国各种法案的实施,美国发展实体经济将得到关税、补贴、技术、人才和发展环境因素方面的支持,规模化可能化解其工资成本,能源技术的突破可能降低能源成本。由于疫情导致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跨国公司已经重新平衡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这将在未来2年-3年逐渐显示。中国的高科技技术和产品进出口可能出现较大变化,2022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1月-6月进口下降1.4%,1月-11月下降了7.2%,这意味着7月-11月下降幅度至少达到了8.6%。中国自动数据处理器、集成电路等出口从2022年上半年的正增长走向负增长,下降幅度很大。也就是说,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趋势,未来可能都不很乐观。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东盟2023年的经济增长远远好于中国。2023年印度经济将增长6.1%,东盟增长4.9%,越南6.2%,菲律宾5.0%。越南2022年1月-11月出口增长13.4%,达到3422亿美元,印度、印尼出口增长也好于中国。此外,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压力,未来资源国家的出口增长和经济依然看好,而作为资源进口国家,中国的成本会提高。

 

五、中国崛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基础极不稳定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2年,中国用短短的45年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百年时间所完成的任务,而且是在14亿人的大国,这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从时间来说,也不是特例。英国工业革命用了80年-100年,德国用了60多年、美国用了50年(1840年-1890年)就赶超了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自此以后美国经济规模始终是世界第一。日本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基本是25年-3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

德国超越英国,伴随着化学工业、电气工业的创新和发展,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出现,使得动力效率大大提高。美国超越德国、英国伴随石油、汽车、通信、文化和娱乐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伴随有钢铁、棉纺技术的创新和效率提高,还有农业技术和机械发明和革新。

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是技术和组织结构、制度模仿和学习型的发展,缺乏原始创新。这种模仿、学习型工业化,在技术停滞发展阶段,很容易因为人口规模和市场巨大、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成本低廉而快速发展,从而实现追赶。当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完成后,这种模仿学习型工业化,继续引领发展就很难,甚至会出现经济地位的下降,战后日本的发展最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很多专家预测日本将成为超越美国的新兴大国,但今天已经没有这种看法了,问题在于日本缺乏原始创新。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才很多,市场广大,跨国公司愿意在中国设立工厂乃至技术研发中心,对中国追赶发达国家技术具有一定的帮助。在一般工业制造技术领域,通过技术积累,中国逐渐走上创新之路,成为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从而可以参与全球分工。

但中国工业化很大程度是依靠技术引进和学习实现的,很多关键技术掌握在外资手中,中国的原始创新也很少,因此很容易出现技术卡脖子现象。这是因为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原始工业革命,也就没有原始工业革命的技术积累、创新方法和思维方式。

这个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它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积累起来的思维方法和习惯。正因为中国缺乏原始创新,要真正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以廉价微薄的利润进行国际竞争,可以扩大乃至占领产品市场份额,但没有足够的利润进行研发投入,因此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动力不足。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技术打压政策下,随着外国投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调整,中国在技术实力上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乃至实现平起平坐,还需要艰辛努力。

 

六、经济发展的全球资源、环境、人口压力加大,成本提高

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资源,而中国恰恰是传统资源缺乏的国家。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品位较低,冶炼成本高,探明的储量有限。按照中国生铁产量每年7亿吨计算,全部铁矿石开采出来,也就够生产十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大体在18年-22年,而国际则在50年以上。中国14亿人口,以人均资源需求乘以14亿,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不仅国内供给不足,国际供应也会出现断裂。

2022年全球人口达到80亿人,过去30年每十年增加的人口都在8亿人以上,未来40年全球可能继续增加30亿人口,而且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人口都会产生能源需求,以目前的能源,按照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或占有水平,可能需要将目前的能源供给翻倍,因此能源价格的下降不容易。不仅是能源需求,还有资源需求。地球资源是固定的,不增加的。因此,资源供给的可持续依然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14亿人口的能源、资源消费和占有,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继续增加,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家,但短期也不能将碳排放峰值降低下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氢能发展可以大大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选择,但真正实现低碳、零碳发展的能源战略,还需要做出很多努力。尤其是未来现有80亿人的能源消费水平会有很大提高,尚有30亿人口增加带来的能源消费增加,清洁能源的发展可能难以适应人口增加尤其是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需求增加。

虽然明知二氧化碳排放会导致地球温度升高,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差距还很大,未来人口增加和能源消耗增加,主要发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发展的生态环境、资源环境也面临巨大的压力,需要寻找新的思路去解决。

在上述六大挑战背景下,中国过去的一些红利可能就不成为红利,甚至会成为压力,尤其是遇到国际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这些挑战就可能演变为一种战略风险。

(作者陈炳才为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王然、姜懿珊为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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