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问我，艺术家为什么介入乡村建设？我觉得艺术家首先要有一个问题意识，要发现问题，解决时代问题。”12月23日，著名当代艺术家、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渠岩在“2022《财经》跨年演讲：新商业·大家说”上以“魂兮归来：重建家园与乡村复兴”为题带来了分享。
著名当代艺术家、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 渠岩
渠岩首先对主题进行了诠释，“有两个概念：重建家园，就是我们把乡村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家园；第二，通过对家园价值的确认，我们才能实现完整的乡村复兴和文明复兴。”
对于家园价值，渠岩指出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单位，也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具有特殊文化形态和家园价值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乡村复兴不只是“经济自救”，根本目的“还是构建完整的乡村价值，才能抵抗今天对我们民族和对我们价值系统带来毁坏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瘟疫。”
在乡村复兴中，渠岩认为“今天的艺术家他不但要提出问题，还要负责解决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乡建经验，指出艺术家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我们的文化传统要接通文脉，要联通未来的生活，我们才能创造出这个时代的具有东方意义的艺术。”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渠岩：谢谢财经，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关于乡村建设的主题。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魂兮归来：重建家园与乡村复兴”。
这里有两个概念：重建家园，就是我们把乡村作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灵魂家园；第二，通过对家园价值的确认，我们才能实现完整的乡村复兴和文明复兴。因为我们都知道乡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家园，我们的文明起源于乡村。
如果乡村不能振兴，我们的文明复兴也很难实现。因为我们的文明是起源在乡村，所以今天乡村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从国家战略方面，还是从社会的经济方面，转型方面，强调乡村振兴的发展。我们看到今天乡村复兴和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城市发展、现代化发展、全球化的一些困境和非常多的问题带来了我们今天对乡村前所未有的关注。所以我今天根据我个人乡村建设和乡村艺术创作将近20年的经历和经验，在此分享给大家。
我们首先要谈到乡村价值的概念和判断。因为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单位，也不是一个物理空间，乡村它是我们民族非常重要的信仰、道德、人伦价值和宗族组织，完整地构成了生活文化形态和样式，是基于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和想象，在繁衍之间展开的社会剧场，它和以陌生世界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社会来比，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形态和家园价值的社会组织。但它也不是拒绝流动和变化的，它在流动、变化当中丰富自己的文明体系。
总之，乡土世界生活的语法是一种生长的树茎关系和轮转的圆周运动感。我早期2000年就开始了乡村的创作、乡村的摄影、乡村的影像记录，慢慢寻找到山西太行山才开始的第一个乡村建设。我们谈到今天的乡村问题，当代的艺术家看到商业改造也好，市场的介入也好，他还是有他的立场和判断，以及一个问题意识。就是艺术家首先要在乡村中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上我们总有一种说法，就是艺术家只负责提出问题，但是今天的艺术家他不但要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负责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今天的乡村是百年的问题，那么在百年问题当中如何来解决？在疾风暴雨的社会改造和不断的反传统运动中，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文明价值体系就完全地坍塌了。随着乡村的溃败，我20年前在乡村游走、在乡村考察，我看到乡村不断走失的村民和走失的神性，乡村几千年建立的伦理价值体系遭到解体，乡村的精神内涵也不复存在，一切神圣感都随着理性和科学的主导而被世人遗忘，而且充斥着商业和拜金主义。所以乡村主要的问题和症候，就是它的精神和信仰，家族的荣誉和尊严，家庭的伦理和秩序，村民的道德和行为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危机和挑战。
当然乡村的溃败也是全球化的现象，但是中国的乡村问题和欧洲的包括和日本的乡村问题是很不一样的。西方面对的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现象，城市为主体的、现代化的、非常具有活力的市场，吸引了非常多乡村的年轻人，所以乡村逐渐凋敝。但中国乡村要面对的是双重危机，一个是全球化的、城市化的危机，加上我们社会整体推动的城乡一体化，大批乡村被拆掉，还有我们一百年现代化中，始终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扬弃，有双重的关系，所以乡村有双重的危机。
乡村既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又是近代革命的对象。近代革命一百年，我们乡村的凋敝始终是和它有关系。但我们一百年也有知识分子和精英不断地提出来我们的乡村建设，但这种还是一个自上而下治理的模式，它和其他激进的社会运动改造相比，虽然在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有所不同，但是在文化精神上却是一脉相承。
因此，今天乡村成为中国问题的第一现场，乡村的荒芜也是传统耗尽的表征。我们如果要谈乡村复兴，我们必须文明复兴，必须重拾我们文化的传统，我们为了遵循传统，我们必须要走进乡村。
首先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群体对乡村的认知有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有局限。我们如何从整体上，从整个文明的价值来发现、来肯定乡村价值，在今天的乡村复兴的大潮当中不会顾此失彼，不会丢掉西瓜，捡了芝麻？我们发现乡村当中的问题，首先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乡村价值的判断。我们对乡村建设重新发现，还是以现代化总体发展的代价反思为前提。首先我们今天的乡村，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作为经济来呈现、表达、承载的现场，当然乡村也离不开经济。中国普通农民一生的价值就是丰衣足食，能满足自己的生存，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他承载自己生命价值的香火文明，就是血脉传承。这两个价值一起才构成一个中国人完整的价值。就像城乡关系一样，它是互相反哺，它是互相互补，它是互相流动的，不像今天我们变成了一个两元对立化的价值，我们没有归乡、没有回家的路，阻断了我们生命价值的实现，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社会价值，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升官发财。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乡村为什么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因为它不是某一个村民特定的家园，它是中国士大夫的家园，也是整个中国人的家园。破坏了这个价值以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也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今天的文明复兴要从乡村开始。
乡村价值的体现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价值。我们今天到乡村去，看到非常多的团队和个体到乡村去，都是来寻找单一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这个当然在乡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商业模式、经济模式，就是来使乡村的经济复苏，把村民留在乡村，但我们最终乡村复兴的目的还是构建完整的乡村价值，就是“人神”、“人人”和“人物”的关系。
这些关系完整地建构出来，我们才能抵抗今天对我们民族的自身和对我们价值系统带来毁坏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瘟疫，其实是一种解药。因为“人神”关系能建构起人的超验价值关系，这种超验价值能约束和制约人的过度行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乡村就是破坏了这种关系，所以我们无所畏惧，可以改天换地，但也破坏了完整的“天地人神”的关系。还有“人人”的关系，就是在“人人”关系的礼仪秩序当中，我们要重建人和祖先、亲人、陌生人、邻人和逝者等等的关系。以及“人物”的关系，人和环境、大自然、天地的关系，对所有生命力的敬畏。
今天乡村建设的意义，从国家层面上能判断我们能不能实现文明复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还有我们用文明和创新的方式来促进乡村建设，来助推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来提升这个地区文明的有效途径。
但对每一个具体的乡村层面的复兴，我们首先要肯定乡村自身的文化价值，因为我们意在接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脉。肯定乡村的历史价值和民间社会的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就是接续传统文脉，就是“礼失求诸野”。我们从乡村的价值中提升一个解救当代社会生命和人心危机的普世价值，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崛起的文明根源。
所以今天的乡村它既是我们传统文明信仰的承载者，但它已经不是工业社会的乡村，我们在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逻辑下，乡村成为服从于现代化发展来牺牲的一个对象，它在工业化发展链条的最低端，最低端就意味着你要服从于发展，所以乡村就要成为被牺牲的对象。所以一直按照这种逻辑，这20年消失了100万的乡村。
有些乡村从行政上、从地理上已经被完全抹掉了，变成城市，变成工厂，变成地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路径，这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完全两元的方式已经无法再延续下去了，所以我们改变了一个看法，就是今天乡村已经不再是讨伐和改造的对象了，为什么？因为它成为改革建设者和理想者高度关注的开发对象、建设对象和研究对象。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投入到乡村，乡村已经不是工业革命的敌人，而是变成后工业时代的宠儿。
特别是这三年疫情，城市给我们带来了紧张、窒息和封闭，所以我们更多的人就从生存的、生活的需要来投向乡村。换句话说，今天乡村就是由于它稀缺、可贵的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新鲜的空气、有机的食品而成为市场、知识界和国族建设的对象。
我们前面破坏乡村服从于现代化的发展，但我们今天的保护又带来什么问题呢？虽然有非常好的一些保护的措施、举措和案例，但同时也看到，我们如果对乡村价值的判断还停留在生产的单位和经济的考量上，那么我们在保护的这个前提下，还是把保护的乡村推向市场，推向市场还是一个发展的逻辑。
“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的语汇，是城市化向乡村、边疆挺进的文化实践，所以它也被授予了保护“落伍者”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性，一个改造和开发的理由。所以保护话语实际上也是发展话语内部的逻辑，通过“反发展”的逻辑成就了“发展”本身。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把乡村价值的判断放在一个文化和文明的逻辑上，我们可能又加速了它的“发展”。我最近又到乡村考察，发现了很多乡村在保护、开发和改造的行动当中又遇到了新一轮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是毁灭性的。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乡村建设。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乡村的复活。因为近代乡村的困境是由于工业化而产生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完全的复古，但也不只单单的经济自救。纵观世界，我们看到这两种方法和经验都有非常大的局限。所以我们对乡村的思考不能停留在表面，即便是留下乡村的旧貌和解决乡村的温饱，还是远远不够。
根据我这20年的经验，到过很多乡村，包括地方，包括村民，他都要谈“我首先要经济发展，要挣到钱，挣完钱以后再谈文化。”但是现在看来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现在中国的南北差异很大，经济也呈现非常不平衡的现状。到南方这些乡村，它经济不是问题了，所以有些乡村就说“我们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没有找到文化自信。
所以我们今天对乡村要树立自己的主体价值，什么主体价值？就是我们的信仰和伦理来维持的这个道德秩序。另外，还有我们以家族和家园为根本的生命价值的立场。
如果这两个不解决，我看到有一些乡村的村民一味地、单纯地用商业的模式和经济行为来发财，因为他用单一的价值而不把乡村作为家园了，所以他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挣着钱到城里买房子。单纯的经济是有很大的缺失，所以我们进入乡村，一定要重拾传统文化的火种，去救济今天已经严重失衡的社会。现在的社会问题主要是道德崩塌，作为传统，乡村是仅存的余烬。所以我们要凝聚社会力、思考力和行动力三股热情，来点亮乡村复兴的火焰。
但是如果不通过具体的抓手，也还是很难把文明这个概念立刻植入乡村，植入村民当中，因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一个经济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文明、文化价值和信仰道德伦理价值的重建，是难度最大的。简单商业价值的提升，对经济模式的建设还是相对比较好植入的，村民也是比较欢迎的。但我们如何在帮助村民致富后，第一步完成了经济自救的情况下，把乡村文明价值的标准放到乡村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它是作为目的、作为宗旨，而不是作为一种手段。
这个宗旨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存在非常多的误解和误读。因为村民今天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商业和致富的价值。但你如果不把道德伦理的文明价值、乡村秩序做好了，文化价值完全做成了乡村的经济方式，那可能很快的这个乡村真正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看到很多乡村的旅游区变成商场了，而不是说村民的家园了，村民已经离开了这个乡村。但是我们不能说乡村是不能做旅游的，今天乡村的商业模式机会非常多，一般两个方式在乡村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发展，一个是乡村旅游，一个是乡村有机的农业产品和乡村的文创。这两个方面对城市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地把乡村变成城市人消费的后花园。
另外我们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乡村，不是每一个乡村都可以做旅游的，那些不能发展旅游的乡村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商业模式往所有乡村上面覆盖。所以乡村的价值要呈现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共生性，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还要重建乡村社会在世界之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如果不把这点做好，乡村用单一的经济考验，反而问题就出来了。
我这十几年、二十年做了两个乡村，一个是北方山西的许村，一个是广东顺德的青田，这两个乡村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和经济。历史学家说，宋代以后南北就分裂了，它不是一个文化，南方的农商文化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反而它的传统保留得比北方相对好，为什么？宋代以后北方的战乱和异族的入侵，把传统文化毁灭得非常厉害，在北方我看这些乡村连祠堂都没有了。但是我在广东、福建这一带考察调研，包括在广东做乡建，它每个村都有非常多祠堂。这个祠堂恰恰是维持维护乡村伦理、乡村文化，甚至影响人的日常行为和商业交往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北方的信仰到南方都产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北方的忠义之神关帝，到南方就变成财神了。因为南方重商的文化，它必须要建构一套熟人社会中的诚信系统，这个诚信系统就是家族约束。北方的这个垮塌了，经济就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我在研究中又发现一个同乡同业的问题。在中国经商，还是以一个熟人社会的方式来取得诚信，他才愿意跟你做生意。我们看到商业行为和商业市场还是要靠传统文化构建的，以宗族和家族文化为特征的诚信系统。所以今天的乡村做经济还是要重建这套系统。
所以艺术家走入乡村，他有他一定的优势。很多人问我艺术家为什么这么早地介入乡村建设？还有人问，艺术家为什么在乡村建设当中，包括文化遗产保护、有机农业、市场这些方面中，他能呈现非常重要的活力呢？我觉得艺术家首先有一个问题意识，他一定要发现问题，来解决时代问题。第二，艺术家不是把自己单一的艺术作品从美术馆、从城市走向乡村，安放到乡村。艺术家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和媒介，通过这个身份、媒介来创造符号。包括乡村旅游、包括乡村有机文创，艺术家通过他创造和转化我们的文化传统，来和我们未来的生活相通，建构一个新的生活方。这个方法、这种能力是艺术家所具备的。
我们的文化传统要接通文脉，要联通未来的生活，我们才能创造出这个时代的具有东方意义的艺术。而不是传统文化，这是两个概念。传统文化我看到非常多的创意，它只是把传统文化的符号简单地照搬、解读、挪用，这是完全误读的，完全错误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概念。所以文化传统我们要把它接通文脉，再通过现代性的转换达到新的生活方式，来服务今天的乡村、今天的社会。这就是艺术家的方式。
艺术家还有什么呢？他通过介入乡村的过程当中，他能沟通交流，缓解长期以来由于现代化和社会改造而被破坏的“人人”关系。政商关系也好，城乡关系也好，所以艺术家还有他的在地性，艺术家必须长期地在乡村和当地人交流、融合，弥补长期由于社会改造和反传统造成的紧张关系。所以艺术家有这个能力，所以艺术家是一个媒介。
还有一点我强调的艺术介入的方式，就是强调一个多主体在地的联动。这三个概念，多主体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艺术家只是一个主体，他不能成为一个单一主体，因为单一主体他会把权力做大。所以我们在乡村，一边有当地的村民，一边联合政府、乡贤，还有热心公益的组织，我们强调多主体联动的方式，来融合乡村长期被社会改造和反传统变得冷漠的这种关系。我在许村、在青田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许村我们做了文化重建，把许村作为一个平台，包括村民村落的物质遗产抢救，帮村民做农家乐和民宿的改造，做乡村的国际艺术节，提高乡村的知名度，打造乡村的经济自救和文化自信。在这个方面我们孜孜不倦地做了十几年。
另外十年前我被广东工业大学聘请到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乡研究所，也是第一个在大学里建立艺术乡建这样一个学科，培养了很多学生。通过这十几年也整理了自己乡村建设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
在青田我也整理了一个中国乡村复兴的范式。通过这个范式，可以为更多的乡村建设团队提供经验方法。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邀请。谢谢大家。
由《财经》新媒体主办的“2022《财经》跨年演讲：新商业·大家说”12月23日在北京举行，活动主题“新征程 新格局”，邀各界“大家”共话新商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