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在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出现27次。
3月7日下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在提到2023年工作建议时，报告指出要“促进立法，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公益诉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推进专门立法，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2023年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图/新华
多方建议专门立法
3月9日，最高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对财经E法指出，所谓检察公益诉讼，指由检察机关以起诉人身份提起的公益诉讼，以及以起诉作为衔接保障的诉前检察建议等法律监督活动。
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构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四大检察新格局。
工作报告用了一个章节单独介绍检察公益诉讼。报告称，公益保护领域不断拓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四个领域明确了公益诉讼制度。
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75.6万件，年均上升14.6%。在解决公益损害问题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
工作报告中称，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拓展公益诉讼范围，之后增加了军人荣誉名誉权益保障、安全生产、妇女权益保障等九个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检察机关办理了各类新领域案件14.8万件。
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既是对公益诉讼检察实践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检察公益诉的更高要求。
3月8日上午，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应勇代表在参加审议时也建议，将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
据不完全统计，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相关议案、提案至少有50件。
自今年全国两会开幕以来，就有多个代表团提交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其中湖北、云南代表团为全团议案。安徽、河南、山东、广东、内蒙古等代表团为30位代表以上的联名议案。
3月7日12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议案时间截止，湖北代表团以全团名义向大会提出《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建议研究提炼检察公益诉讼的特殊规律，启动《检察公益诉讼法》立法程序，推动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上述议案提到，目前检察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依据分散，没有形成涵盖实体和程序的完善法律规范体系，通过加强司法执法协同或者地方立法等方式难以解决，迫切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立法来破解。各级人大代表视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和专家学者参与论证时，也普遍反映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存在法律依据供给不足的问题，共同呼吁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以解决制约当前公益诉讼检察健康发展的制度供给短板。
此外，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在带来了有关制定公益诉讼法的提案，除提案正文，附件是长达5000余字的《公益诉讼法（草案）》。
朱列玉表示，公益诉讼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独立诉讼形态。其调整对象是公共利益，代表公共利益起诉的主体资格由法律赋予，在程序和实体上都有更多限制和特别要求。目前，中国公益诉讼有关法律规定散见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英雄烈士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呈碎片化分布，缺少全面性、整体性立法。
朱列玉表示，目前相关法律条文的原则性较强，具体的程序规定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模糊、司法办案缺乏有效遵循和保障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益诉讼的深入发展。
制度尝试已趋成熟
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由来已久。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明确写入这两部法律。
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求：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之后，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形成了公益司法保护的“中国方案”。
在此背景下，公益诉讼专门立法何时能出台广受关注。
邱景辉介绍，自2020年以来，最高检察院持续办理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已有17件，组织重点课题研究，推动地方立法先行，目前已经有29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的专项决定。
在全国两会前夕，最高检察院召开了以“做好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重点介绍进行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必要性。
张雪樵表示，从制度设计来看，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从职能定位来看，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是健全完善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检察制度、规范检察职权依法运行的必然要求。
张雪樵称，2023年，最高检察院将在立法机关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对公益诉讼检察实践成效和问题的总结研究。
邱景辉向财经E法表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工作已经启动，期待今年全国两会有更多相关议案、建议、提案，帮助最高检察院研究提出符合中国国情、解决实际问题的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建议和法律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