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民营经济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代表委员提出了不少建议。而这些建议的都有共同的核心，“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据新华社报道，3月6日下午，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联组会上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浙江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民营资本最活跃的区域。从浙江省统计局发布2022年经济成绩单来看，民营经济贡献大。去年5月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增加值15385亿元，比上年增长5.2%，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70.3%，比重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83.2%。
民间投资增长4.7%，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6.4%；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6.9%，占全省78.3%。此外，去年浙江全省新设民营企业为46万户，占新设企业数的93.5%；在册民营企业308万户，个体户604万户，合计占市场主体的96.8%。
走出疫情之后，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民营企业家们有什么想法？有怎样的需求？想获得怎样的发展助力？为此，《财经》记者采访了几位扎根浙江多年的民营企业家，以下是他们的叙述。
发挥民营经济的自我驱动能力
新通教育董事长麻亚炜
过去三年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新通教育核心业务是包含了出国考试培训和留学规划的国际教育服务，但从2020年开始，很多留学生经历了无法参加考试、出不去、回不来、必须上网课等一系列因外部环境和疫情引发的变动。这导致我们的团队、产品、服务流程都经历了非常大的波动和挑战。
这种影响通过数据来说明比较直观。2019年我们为数万名中国学生提供了留学规划服务，而这个数字在2020年下降了40%。2022年下半年起，人数又逐步回升，达到了2019年的75%左右。
三年疫情，除了应对种种不确定性，新通在数字化、产品研发和优质服务流程再造方面做了大量投入，这三年我们“瘦”了，但也更“结实”了。我们相信2023年会有一个更好的增长，整体业务规模能够恢复2019年的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成长。
中国留学生中90%以上是自费留学生，这几年实体经济受到了很大挑战，很多学生的家庭收入也受到影响，相对于2021年和2022年家长对国外疫情的担忧，接下来学生家庭的支付能力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没有开展中小学生的学科培训业务，因此双减政策对我们没有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不可避免。政策环境之下，行业和企业都会出现优秀人才留不住、引进难等问题。双减政策在落地实施过程中，每个地方的细则和执行力度常有不同。新通在不同省份有20多个子公司，对各地的营商环境都有体验，也遇到过对所有教育服务类企业采用“一刀切”“一棍子打死”的整治措施。这些地方的业务发展就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浙江做得很好，政府会对企业及相应的业务进行精细的甄别，在规则范围内给了企业非常大的灵活性，在定位上更多的是做引领型、支撑型政府，这对民营企业在浙江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企业是会用脚投票的，好的营商环境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人才。
民营经济在规则范围内的自我驱动能力是非常强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只要坚持走市场经济、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企业及企业家的信心就会恢复。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或许大家并不太愿意看到给企业家吃定心丸的文章，因为心定的时候是不需要吃定心丸的。相对于应对宏观环境中的不可抗力和种种困难，相比于物质上的疏难解困，企业家或许更期待政府支持民营经济的态度和所传递的声音是稳定的、连续的、积极的、开放的。
我们也看到，近几年的就业压力非常大，以新通为例，作为教育服务型企业，虽然我们提供的税收跟房地产等行业无法相比，但是我们是人力资本高度密集的行业，能提供大量岗位，可以非常好地解决一些就业问题。这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
同时，教育服务行业是女性员工占比最高的行业之一，以新通集团为例，3000余名全职员工中为女性职工的占比超过了70%。在现在国家鼓励生育二孩、三孩的当口，我们愿意给女性员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成长机会，也希望政府能够给容纳较多女性员工的企业一定的帮助，比如税收优惠、女性员工在孕产假期间是否能给与企业一定的财政补助，让我们放开手脚，敢招更多的员工，敢招更多的女员工。
今年开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持续、稳定、开放的信号持续不断，“增长和发展”成为比“生存”更重要的主题。或许还有人持观望态度，但我个人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需要时间，大家的信心恢复也需要时间，发展也需要时间，做时间的朋友，一切都会好起来。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一家外贸公司的CEO
2003年大学毕业后，我便加入了这家公司，总公司以服装制造业为主，我所在的子公司疫情前每年的营业额为2000万-3000万美元，主要面向欧美市场，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
我们也会根据市场反应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对市场进行调整。比如，疫情初期，法国的一个老客户因为疫情破产，我们就需要寻找新的客户。不过，因为各国出入境政策不同以及很多展会被取消，导致新客户的发掘有点难度。结果就是，过去几年我们的营收下降了近50%。其中影响非常大的一次是，2022年12月中旬到12月月底，工人几乎都病倒了，车间只剩下了两三个人，导致一批订单没能及时交货，这带来了很大损失。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出国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很多展会也恢复了，这还是很让人振奋的。但是具体到我所在的外贸行业，业务的恢复可能没有那么快。因为国外的经济也受到了影响，不会一下子增长很快，这种恢复需要慢慢的逐步进行。现在，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展会结识一些新客户，老客户方面也开始互相走访了。
公司能够在这几年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过去几年我们没有裁员，但是大家的收入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些影响。接下来，我们并没有设定具体的发展目标，对业务员一直以鼓励多接订单为主，也希望政府有机会可以多引进一些外商，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多走出去，同时也期待能多一些线下的包括展会在内的贸易交流机会支持。
其实浙江一直以来做得都是很好的，过去几年给企业的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比如免税或房租减免。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在展会等方面给企业多一些支持，比如争取在美国或德国的一些展会名额，以及一些费用支持，这对我们来说会是非常重要的。
除去这些，正常情况下业务的好坏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如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市场的把控和判断。比如，我们之前以中端产品为主，现在转向中高端产品，避开了跟东南亚国家的直接竞争。
相对于中国，东南亚在人力成本方面有优势，但是在诸如面料质量等原材料品质、种类、生产链条完善、资源整合等方面，和中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很多原材料需要从中国进口。所以，我并不担心产业链向海外转移，我们的高端客户黏性性还是非常强的，原因是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生产出来，但东南亚那边做不到。比如有些高端产品客户对价格并不敏感，更在乎品质，就会把产业链留在中国。
其实所谓的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更多转移的是低端产品，起码在服装制造领域是这样。同时，我们也从日本和韩国拿走了一些高端产品的订单，因为我们可以做到同样的品质，但价格更低。产业链就是这样，始终流动，不会一成不变，而且从现在的趋势看，这种转移态势是无法逆转的。不过从根本上来讲，这对我们反而是个机遇，因为要想留住市场，就必须实现生产线的转型升级。
此外，国际局势的变动比方俄乌局势，对我们也有一定影响，但不大。我们有一个和乌克兰市场打交道的业务员，他的乌克兰客户现在根本无法付钱，但好在我们在乌克兰的业务量并不大。
所以从我们的经验来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尤其是外部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拓展客户和贸易往来地区的多样性非常重要，这其实是一种风险防控。
对接下来的发展，我是比较乐观和自信的，中国人是非常勤奋的，制造业生产的高效率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当然，如果政府能在工人社保和企业税收方面提供给企业更多帮助，我们的产品会更具竞争优势。
最期待的是保持政策连续性
海聚科技董事长孙威
2004年我在欧洲博士毕业。后来，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导师邀请我回国。2011年，我创立了现在的公司，专注于钻机技术——就是挖掘隧道的那种机器，尝试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随着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基建，我们也算赶上了一个快车道。
对于浙江的创业环境，我个人觉得非常好，我博士毕业前夕曾考察过多个省市，浙江是最务实、扶持政策最好的。以我们公司现在所在的余杭区来说，政府可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30%进行补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且相关部门会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询问国家的纾困政策我们有没有享受到，还需要哪些额外帮助等等。
但我也和很多企业家沟通过，很多不错的创业公司创始人面临着一个难题。在公司上市之前需要做股改的时候，他们面临缴税的难题。但事实上很多创始人这个时候并没有拿到现金，资产的增加主要是原始股份价值上涨导致的。突然要缴几百万的税，压力还是很大的。
再之前，缴税可以有五年的递延期，就是说可以允许创始人在企业上市后补缴这部分税款，但现在不行了。甚至有些地方还要倒查创业者有没有缴过这笔税款，如果没有，还要补交滞纳金。这种政策的不连贯性，让很多创业企业措手不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另外，有些创业者在公司成立初期以公司为主体，按照20%的比例已经完成了税收缴纳，但是相关法规被更改后，又被要求按照35%的个人所得税缴纳，他们被要求补缴，同时会被征收滞纳金。就因为这个原因，有些人甚至直接移民了。这些人是有能力的，觉得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也挺好。但这些人才的流失，对国家来讲，绝对是不小的损失。
企业家都是非常聪明的，规则不透明的时候，大家都能七七八八猜出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政策不稳定、不连贯是非常大的问题，有些东西白纸黑字写出来了，代表的就是公信力，如果这些都能随意改变，对企业家信心的打击会非常大。如果我们真要建设法治社会的话，承诺过的东西就要认，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说实话，信心比什么都重要。遇到困难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政策的朝令夕改是非常让人困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较劲、掰手腕。如此一来，很多人就只能躺平，不投资了、不拓展业务了，总不能有人逼着我去投资吧，做得少风险也就越小。
这两年我去浙江多个地方的企业考察过，发现很多企业处于“休克式”发展的状态，说白了就是停工，等待着政策走向明晰后再做决定。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我只希望，不要在经济遇到困难后、就业率下降后，才意识到民营企业的可贵，这时候肯定已经晚了。
据我所知，杭州内部的讨论和反思是非常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企业家带来期待。我非常欣赏有些国家行政系统中施行的“终身负责制”，就是说主政地方的官员所施行的政策和做的决策，以及任期内开展的项目，会成为其一生政绩的支撑点，这会倒逼着行政系统的官员为决策失误负责。
现在我最期待的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主政官员要为相应职位所做的决策负责，不能下一任领导一来就推翻上一任的决策，领导可以换，但是我们企业没法轻易挪窝。
我并不排斥政策创新，但连贯性更加重要。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
康利盈制袋总经理支丙唐
和其他很多倒闭、业务量大幅下滑的企业不同，去年我们的业务量增加了10%左右，不过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我们主要生产环保袋，大家的购物减少了，对我们产品的需求量也就相应减少了，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发展中的小企业年增长率在30%-50%是比较正常的。其次，因为疫情的影响，采购方因为预算下滑，不得不取消了或减少了原本的订单数量，这样的事情非常多。
我们工厂成立于2007年，再之前我是做外贸生意的。相比于外贸，做生产需要考虑的东西要多一些，比方说环保、安全等，采购商、供应商非常看重工厂的相关资质。过去我也有听说过很多小厂因为不具备这些资质而被罚款的事情，叠加疫情影响，很多小厂就关门了。
我们也是从小厂一步步做起来的，安全、环保确实会增加生产成本，这是实话，但是这个行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合规的要求很高，我们需要配合政府做一些事情。不过我仍然能感觉到政府这两年对安全和环保的检查力度越来越大了。
其实从我自身出发，是有点矛盾的，因为要是全部严格按照规范来做的话，企业当然会避免很多安全风险，但是从硬币的另一面看，这也相当于套上了枷锁，尤其是在企业复苏需要大量拼抢订单的时候。举个例子，温州这边的工厂用的都是标准化的生产厂房，但是有时候不同的产品需要的仓储空间和场地可能会有扩大或缩小，相应的安全通道也就需要整改，这无疑增加了成本。
不过要是从好的一面想的话，这种严格的管理对我们这种稍微有点规模的制造业其实是好事，因为我们是能抗住这种成本增加的，小规模的那种小作坊扛不住只能关门，这相当于变相减少了低成本竞争者，而这这恰恰是让我感到矛盾的地方。在整个过程，更像是大浪淘沙后的适者生存。
在我和政府接触的过程中，是能感觉到他们也希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只不过合规是一个大前提。在我们温州，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工厂，大家都做好的话，对经济的助力其实会是很大的。
回到业务本身，从2023年年初到现在，感觉我们整个的发展态势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也在组织人员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从个人感觉来说，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应该会更“暖和”一点，也就是说增量相对来说会更高，下半年的情况还是有点摸不准。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回暖是不是需求被压抑后突然开放时的一个刺激性增长，也就是说我不确定这种增长是不是常态。所以我们现在做决策会稍显慎重。
但是我们又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反应也不能太滞后。在国外，比方说在印度和越南，对制造业收取的税收是很低的，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美国对我们商品征收的关税比越南商品高7个百分点。别看只有7个百分点，其实在制造业的利润构成中占比非常大。而在国内，有些企业并不是依靠生产做大做强，而是在销售额上大做文章，相当于弄虚作假骗取政府的一些补贴和优惠。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加强对一些企业的审核，构建良性、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此外，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用工荒。有些工厂转移到了云贵川等人力成本相对低的地区，很多工人也就走掉了。再就是现在大家好像更喜欢和互联网相关的东西，对实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兴趣不是很大。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成长环境相对比较好，心态上也想要寻求更轻松的工作。
我开工厂十几年了，最近这几年进来的新鲜血液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老员工在留守，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生产线流失。这样下去的话，制造业转移至劳动力更加充裕、人工成本更低的区域会是一个必然。留给我们的只剩将产品做的更精、加强创新、提升服务这一条路了，对企业而言，这同样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要给民营企业更多自由度
海达国际高管
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向国内学校输送外籍师资和管理，公司总部在杭州，在多个省份都有业务。疫情期间，因为学校一直是重点防疫单位，加上很多外籍教师出入境不方便，所以我们的业绩在过去几年下滑非常厉害，在浙江下滑了60%-70%，在深圳下滑了一半。
这几年做企业首先要顾大局，其次才能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光抱怨不行，活下来，然后看到1年-5年甚至5年-10年的发展很重要。
一直以来，浙江都崇尚商业文明和商业活力，企业家甘愿冒险、愿意创新、敢于承担商业带来的惊涛骇浪，这种根基或者说文化“信仰”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国家政策进行了调整，外加浙江省政府在发展战略里重点提及了发展，而且浙江还是共同富裕示范区，所以我对接下来浙江和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看好。
不过也要指出，有些时候出台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会给企业带来困扰。比方说，之前对外籍人士提倡非必要不来华，什么叫非必要？如何界定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改革的精神，浙江民营经济的繁荣就是当年硬闯出来的，之前没有各种各样如此细致的规定。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高速发展后，大家的物质条件都变好了，导致地方政府不再愿意为企业的发展承担风险。
但不甘冒风险，怎么发展？
我也经常和浙江省以及杭州市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交流、沟通，其实我们现在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希望能够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让企业有法可依、有政策可依。有人提到过国进民退的说法，但是在很多领域国企根本竞争不过民企。我觉得“规矩”立好以后，选择权交给市场就可以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主管部门承担的责任太多了，管太多、太死，把自己累得够呛，对企业还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政府的人根本不敬畏规则，虽然规则就是他们定的，这直接导致政企之间的关系是失衡的。民营企业家非常不容易，对内要安抚员工，对外要安抚客户，然后还要安抚政府部门的人。
事实上，浙江民企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在国内，江苏、广东、山东的企业在和我们竞争，在国外有越南。不过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助于企业的自我革新，从而进一步带动区域的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的增长也能化解民间矛盾。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政府的开放与支持。
其中，政府能够给予企业一定的自由度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政府包揽一切，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但就好像父母为孩子包办一切，父母背后的艰辛孩子并不知道的，结果却是父母提供的东西孩子并不喜欢。所以我觉得，对于与企业相关的政策，政府能不能让企业更多参与讨论？规则由大家商量着共同制定，而不是一方说了算。
有一些政府部门看起来经常组织企业家研讨，但很多时候就是走个过场，也不会真的听我们的声音，结果就是最后对企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基层官员慢慢在涌现出很多80后，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会有不同，这一点很值得期待。
中国人非常聪明、非常勤奋，对美好生活追求有非常强的内驱力，我的信心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改革开放4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困难和挑战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是过去40年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我们的发展基础也已经今非昔比了。
之前一些领导就职后会说，只要把营商环境搞好、把政府该做的服务做好就行。但其实是不需要管得太多的，否则企业反而死得快。这就是浙江一直以来的基因。这里我要继续拿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打比方，父母如果强行给孩子报培训班，小孩儿肯定会有抵触心理，但是父母和孩子如果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交流、协商，反而可能会更高效的合力把事情完成。
疫情三年是一个特殊时期，现在转机已经出现，企业家不能闲着，得赶紧做事。不管是浙江省还是杭州市，新春第一会都是在正月初七召开的，比很多企业的内部员工会议都要早。这是浙江魄力和行动力的体现。而政府只要做好服务，遵守规则，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我对我们用一年时间将业务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