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节过后，沿海一些地区一如既往出现“用工荒”现象。与此同时，随着大专院校毕业季来临，年复一年的“最难就业季”的报道又开始升温。对就业市场两种现象并存的报道和分析，亦可谓耳熟能详。考虑到当前全球产业链的变局和中国人口结构变迁趋势，在老生常谈的分析和解释之外，深入考量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推手，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其紧迫性已不容忽视。
“用工荒”年复一年，比较乐观的解释自然是外需景气度不减，订单满满，缺工缺人手。但反过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用工单位对订单的提前“锁定度”不太够，进而无法提前更精准预判用工需求，并更有效地提前布局。这与外贸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阶有很大关系，同时劳动力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年度候鸟式迁徙，无疑也加大了劳动力供需匹配的难度。
与此相关的一个较为正向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年龄变大，更愿意就近就业，这种趋势说明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水平和薪资差距在缩小。而更愿意外出去沿海打工的年轻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从事低阶低薪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在这些解释都成立的背后，凸显了相关企业无法适时提升相关能力，有效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用工缺口。人们常说的向东南亚转移生产线，或提升自动化生产能力，自然是应对“用工荒”的有效路径，但这同样涉及不菲的成本问题。
对于高校群体的“最难就业季”问题，常见的解释是劳动力供需结构错配或摩擦性失业，然后话题就又会延展到高校课程设置、普职分流等老生常谈的方向。事实上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课程设置滞后于市场需求的问题，因为产业发展和新工种的出现必然总是超前于既有的教育议程。在提升对市场需求的前瞻和预判能力方面，大专院校有改进的余地，但更根本的出路恐怕还是在于提高在职教育投入力度，为劳动力终身学习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而这又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相关成本分担问题。就中国目前情形而言，进一步对企业的在职培训提供各种助力，也是一种有效的减负，对于提升企业信心和投资意愿会发挥事半功倍的效应。
而普职之所以无法有效分流，除了家长和学子的学历至上主义和择业观念需要加以改进，选择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就业和职业前景并没有特别“诱人”，也是一个根本原因。一个成熟稳定薪资较高的高级蓝领或灰领群体的规模化出现，需要教育端和企业端共同发力。没有一批能真正在国际市场上长久立足的中高端制造企业，相关群体的出现及其带来的职业教育的诱导示范效应，就仍需较多时日。认为年轻人挑肥拣瘦、好逸恶劳，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当技工，无疑模糊了问题的焦点。一时的错配是可能的，长期错配则肯定有其深层次原因，在这方面还是要相信市场的判断和选择，并采取针对性举措，而非一味指责市场失灵和就业群体的“失德”。
种种现象表明，当前劳动力市场面对变化中的需求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和供给弹性，劳动力市场的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应对之道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当前比较紧迫的是建立全国范围的规范化、正规化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才能进行更精准的预测和匹配。
在对劳动力市场供需进行更精准的预测和匹配方面，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实践表明，通过自己的算力、平台和网络效应，平台型互联网企业不仅能更有效地实现供需双方的对接，还能更有效地创造新的用工需求。当然这就又涉及零工经济时代的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险等诸多问题，需要有关各方携手求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更多的新创业公司肯定会创造各种水平和位阶的用工需求，而一个居住和就业形态相对稳定的高素质职业大军的出现，离不开高水平城市化和高质量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