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对话斯宾塞I 世界经济如何面对低增长

来源 | 财经智库   

2023年03月16日 16:43  

本文6077字,约9分钟

编者按:2023年,“后疫情时代”真正到来,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常态,全球进入新一轮复苏周期,人们对全球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充满期待。然而,久拖不决的乌克兰未寄、持续不断的高通胀和产业链重组,仍给全球经济带来下行压力。 值此重要时刻,《财经智库》、《财经》杂志、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连续第四年携手,共同组织了“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对800余名全球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媒体界领袖进行问卷访问,征询他们对全球经济问题的信心和远见,并形成《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与此同时,我们邀请了朱民与迈克尔·斯宾塞就全球经济发展进行对话讨论,并邀请蔡昉、王一鸣、刘元春、张燕生、管涛、李迅雷等权威人士撰写了报告文章。 《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将于3月18日发布,敬请关注。

202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并不乐观。各国与通胀的斗争仍未结束,俄乌冲突升级更是严重拖累经济活动。与此同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步入中等收入类别,剩余劳动力逐渐变少;中国和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快速老龄化。数字技术尚不能给生产率带来质的提升,在30年未见的供给侧约束下,我们或许将迈入一段漫长的缓慢增长时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IMF前副总裁朱民与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以世界经济发展动向为切入点,共同探讨在供给侧约束下,世界经济将如何面对低增长。为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美国正在从过去的反应迟缓到不得不激进,欧洲也在多元化和经济安全方面遇到了更大阻力。在供给侧约束下,全球化才是可能的解决方案。改善全球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需要一个宏大的国际议程。

30年未见的供给侧约束

迈克尔·斯宾塞:短期来看,全球经济有一些坏消息和一些好消息。好消息当然是中国的开放,增长也会随之回来,考虑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体量和重要性,这对于中国和全球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坏消息则包含了几个部分。其中一点是与通胀的战斗尚未结束。西方现在的宏观经济环境很不寻常,因此你可以预期到会有相当激进的利率上升、停止购买资产,甚至缩减资产负债表等,这些会对资产价格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已经遭遇了显著的资产价格重置和市场波动,而且那些对利率敏感的领域,例如房地产和建筑业似乎仍在放缓。总体来说,经济显示出很强的韧性并正在创造就业机会;但通货膨胀的下降速度没有中央银行希望的快。

众所周知,中央银行正在押注供给侧的阻滞是暂时的。我们看到海运成本在下降,中国重新开放而没有一直停留在清零模式。半导体供应紧张得到部分缓解,虽然现在又面临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限制。

但是政府甚至市场都没能很好地理解一个主要问题,即供给侧是否会有长期的约束。

当这一轮战通胀结束后,通胀率最终回到3%或4%,我不确定中央银行是否愿意承担将通胀率降至2%所需付出的代价。他们当然不会这么说,因为如果随意变化通胀目标,他们就会失去可信度。但事实是,考虑到相对价格不断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我们确实会遇到相当棘手的长期限制性因素。在全球经济中,我们不再拥有无限供应的新生生产力。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类别,它们没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供应。中国和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快速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劳动力数量下降。

劳动力市场行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想要一份灵活、相对无压力、安全的工作。人们不愿意在某些经济领域工作,美国在教育、酒店、医疗保健方面等这些大量需要劳动力的领域都存在劳动力短缺,这对价格和工资造成了上行压力,因为你必须付更多的钱让他们放弃舒适的混合办公模式。

在十年内,强大的数字化、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技术可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起码现在生产力仍在下降,生产效率激增、抵消供给侧负面影响的情形还没有出现。在数字技术真正让生产效率实现质的提升以前,我们会进入一段漫长的缓慢增长时期。我不会将之称为停滞,而是长期的缓慢增长。供给侧所面临的约束、宏观环境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完全迥异于我们过去30年所习惯的情形。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轮通胀结束后,实际利率也不会再回到接近零的水平,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供给侧约束对资产价格已经造成影响。我无法想象在未来十年内,有哪家中央银行会实施大规模的激进量化宽松计划,这么做只会造成通货膨胀。对投资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即将步入一个新的十年,这需要一个与过去长期以来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会遭遇一代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供给侧约束带来的通胀,我不认为人们会习惯这种情况。这就是我对当前状况的概述。

朱民:你描绘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图景。当前的供给侧约束,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一定有效。这非常重要,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在IMF的经历。我观察到,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都会放缓。例如2001年到2008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相当强劲,高达3.5%,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至2019年,增速下降到约3.1%,平均下降了0.4%。

在我任期的后几年,我走了很多国家,呼吁各国政府进行结构改革或供给侧改革。因为各国要面对的是结构问题,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变化。但每个人都跟我说“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既没有财政空间也没有政治空间”。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结构改革从未发生。在这场危机后,我也预计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会继续降低0.3%-0.4%,直至约2.6%或2.7%。我的观察与你非常一致,我们将迎来一个低增长期。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一次低增长更多来自于供给侧的约束,而且是长期的供应约束。主要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变化,这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很明显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故事的重要部分,中国已经达到了人口峰值,还有很多国家也会迎来人口峰值,我们需要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做更多工作。那么面对供给侧的约束和低增长,应该采取怎样的刺激政策?

迈克尔·斯宾塞:你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这是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导致债务比率上升,新冠大流行又使债务雪上加霜。财政空间下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人们开始理解到,我们需要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相当大的投资,以实现可持续性,推动生产率增长;需要推进供应链多样化以应对气候、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战争和流行病等造成的冲击。

未来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有投资能力的主要经济体可以重新关注劳动生产率,我对此没有任何疑问。我们有很多强大的工具和技术可以尝试做到这一点。第二件事,全球经济中还是有充足的潜在劳动力,主要存在于一些与全球经济联系不紧密的低收入国家,问题是低收入国家刚刚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财政空间急剧下降,金融不稳定和债务重组风险提高。国际社会应该关注这些国家,确保多边体系发展的受阻不会对这些国家产生过于消极的影响,并能通过外部投资稳定这些经济体。如果由我来制定政策,我将大幅扩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产负债表,给它们足够的空间。不仅要投资,还要通过减轻一些可感知的风险,以此吸引私营部门对这些经济体的投资。

朱民:欧洲、日本、中国的老龄化造成了总需求和供给的疲软。美国虽然没有在人口结构方面受到很大冲击,但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人们不愿意工作,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

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的Nick Bloom在对混合办公进行大量研究后认为,混合办公似乎成为了一种永久性的转变,即人们希望在具有灵活性的环境中工作。这意味着人们正在被吸引到金融、IT、咨询等可以允许混合式办公的工作中;另一方面,人们不再愿意在酒店这类薪水相对低的部门工作,这带来的是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

人们对工作的这种态度和技术将如何影响就业还不清楚,但我个人担心的是将出现一个双重劳动力市场经济:生产力高、薪水高的人,工作于人们所说的“比特”经济领域,如信息产业;另一群人则无法进入那种环境,只能在传统零售、酒店业以及部分医疗保健行业工作,收入相对较低,他们会被时代抛弃,最终将会产生政治和社会后果,如两极分化、信心丧失等。总结来说,美国在人口结构方面还是良性发展,但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有很多挑战。

中国和美国近期都进行了与长期增长有关的投资,例如美国出台了所谓的《通货膨胀减少法案》,试图重新着手处理包容发展和可持续性问题,但由于政治分化等各种压力,我们在供给侧方面做的还不够,需要更连贯和更积极的行动。

 

与通胀的战斗尚未结束

美联储或许会采取随机行动

 

朱民:如果是供给侧问题,那么美联储的政策未必有效;美联储只能影响总需求侧。美联储应该做什么?通胀虽然已经呈下行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回到2%将是非常困难的,会耗费好几年时间。更可能的情况是在4%-5%保持一段时间,美联储把它降到略高于3%的水平,这时增长将仍然相对比较疲软。你认为美联储应该做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他们有点陷入困境。首先,他们可能错误地认为供给侧的阻滞只是短暂问题,因此干预过晚,并导致了信誉岌岌可危。来自供给侧约束和相对价格变化等带来的压力意味着他们感到被迫需要非常积极地应对通货膨胀,也许要比你和我认为的理想做法更激进。

朱民:美联储过去反应迟缓,现在不得不非常激进,造成了美联储历史上最强的加息。美国经济今年将出现明显放缓,通货膨胀率仍然在6%左右,这是个艰难的局面,意味着美联储会采取随机行动,徘徊于做或不做之间,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陷入高利率和高通胀的局面,这将与上世纪7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迈克尔·斯宾塞:确实如此。在70年代,制度和预期导致通货膨胀难以消除,这也是美联储现在担心的情况。当然现在制度机制已经改善了,供给侧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有所增加,以及全球化影响消退等等。但我认为你是对的,通货膨胀会永久存在,因为系统就是这样运行的。但他们仍然有机会摆脱困境,他们可以在未来2年-3年内将通货膨胀率降至4%,但毫无疑问这将对经济造成打击。

朱民:这是一种权衡,很遗憾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同时在两年内将通货膨胀率降至3%-4%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可能了。因为按目前的趋势,未来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持续走高。每个国家都在重建一个平行的、出于安全目的的能源系统,这大幅增加了成本,再叠加碳中和因素,将推动能源价格再上一个高位。影响通货膨胀的还有两个关键变量。一个是消费品,因为新兴市场不再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消费品价格会上涨;另一个是国内劳动力市场。你认为美国的工资会持续增长吗?

迈克尔·斯宾塞:我倾向于会。一个听起来有点老套的例子是酒店业,它属于非贸易部门,你只能雇佣本地员工,而现在人们在那里工作的倾向降低,只能以更高的薪水吸引人们从事灵活性较低的工作。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供应曾经非常充足,以至于人们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这种情况也将变化,随之劳动力会变得更加昂贵。我认为通胀压力来自国内。

不仅仅是通胀压力,还有相对价格变化的压力。研究表明,美国工业在供给侧越来越集中,大公司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样就更可能通过涨价来传递成本的增加。这听起来就像是通货膨胀。

朱民:现实生活已经可以感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联储已经输掉了比赛的上半场;如果他们下半场也输了,那将非常困难。如果美联储太激进,只会将整个经济推入衰退。再回到你强调的供给侧约束,那就需要着眼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例如美国对促使制造业回流进行更多的投资,同时产业政策也卷土重来,例如《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芯片法案》。同时,越来越多的欧洲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出台欧洲产业政策。各国是否会回到以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进行竞争的时代?

迈克尔·斯宾塞:是也不是。让我们分开来说。美国与欧洲的冲突主要发生可持续领域。在这个领域,正确的政策组合是补贴技术领域同时为碳排放定价。但美国因为政治原因几乎不可能对任何东西新增征税,那就只能诉诸于补贴,也就是成为了产业政策。在欧洲看来,补贴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做法。

至于产业政策,我认为有好有坏。如果一个产业政策是以合理开放的全球化方式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我认为总体来说是有益的。以美国《芯片法案》为例,法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建立先进的半导体能力,并能够在岸制造一部分芯片;另一部分则是惩罚性的,试图阻止中国。我认为我们不反对一个能推进科技前沿发展的产业政策,要反对的是过于激进的惩罚、零和博弈。诚然,这种平衡很难做到。

欧洲需要一起应对危机

朱民: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产业政策来和别国竞争,各国都会面临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大麻烦,全球化也面临风险。接下来让我们谈谈欧洲的情况。

迈克尔·斯宾塞:在新冠大流行和俄乌冲突等事情发生之前,欧洲的自然增长率要低一些,缺乏增长动力。但值得称道的是,欧洲在应对大流行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应对疫情的集体行动要比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时做的要好,从长远来看这对欧洲有利。欧洲人还在气候行动领域的某些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即使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欧洲也很认真地对待它。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需要在短时间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带来的能源多元化,本应造成重大的经济挫折,但欧洲度过了一个异常温和的冬天。

尽管如此,欧洲仍可能会陷入衰退。俄乌冲突的演变和持续时间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在供给侧方面,欧洲像每个国家一样都在多样化其供应链并进行友岸外包,但只有欧洲面临着如此极端的情况,必须在短时间迅速完成。这明显将会拖累增长,欧洲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

朱民:欧洲一方面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比很多其他国家严重得多的供应链问题,但欧洲央行决心继续加息。你认为欧洲能忍受吗?

迈克尔·斯宾塞:欧洲会挺过去,但将会进入一段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欧洲在多元化和经济安全方面遇到了更大阻力。受疫情影响,意大利主权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30%上升到了150%。除了意大利,市场可能将再次对希腊或西班牙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失去信心,利率上升将对这些国家的财政空间和用于长期增长的投资产生负面压力。

很难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欧洲图景,但我认为欧洲有一定程度的韧性和意愿来应对困难,并且愿意一起应对而不是单打独斗。如果外部投资者对意大利主权债务再次失去信心,我毫不怀疑欧洲央行将再次介入,如同上一次欧债危机时一样。信心是可以传递的。

全球化可以解决供给侧约束难题

朱民:正如你最开始所说,全球经济陷入供给侧约束,而全球化可能提供解决方案。例如以全球视角看,劳动力是充足的,非洲和南亚都有很多年轻劳动力,而我们需要让他们得到教育、资本和技术,使其成为有生产力的劳动力。你还提到希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资产负债表,不仅用于应对危机,也要对私营部门进行投资。如何让全球化解决供给侧约束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能让全世界共同努力?

迈克尔·斯宾塞:美国和中国必须成为全球各大议题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对这些机构的治理进行改革的地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参与度与经济影响不符,我们需要改革和承诺,作为扩大资产负债表的先决条件。

此外,美国和中国应该探讨某种形式的、相对开放的多边体系,这个多边体系能容纳新兴经济体并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帮助它们。当我观察低收入国家时,看到了你所说的劳动力供应问题,但同时也有巨大挑战。除了治理能力、人口、投资等常规挑战,还有气候变化冲击、疫情大流行等难题,这些大大减少了它们的财政空间,并在国际主权债务市场引发金融不稳定。

大力投资稳定这些经济体,使它们能够继续应对成长和发展的挑战,连接全球经济并发展壮大,同时帮助解决供给侧约束问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方向。改善全球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需要一个宏大的国际议程,我希望美国和中国成为重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