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末疫情管控放松，使消费出现了强劲的恢复性反弹。但从《财经智库》公布的《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数据看，外需偏弱，人们对消费回升的信心有所提升，但仍显不足。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要求，期望今年将继续出台增强消费信心和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让预期由弱转强。
消费偏弱的背后
增长模式决定
如果进行国际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很典型的投资主导模式。不论与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相比，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总是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投资对GDP的贡献则始终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中国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占比超过80%，印度和越南也超过70%，中国不足55%（见图1）。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节俭和偏好投资这两大传统价值观因素外，还与居民收入差距偏大有关。一般而言，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但消费能力越弱。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阶层则相反。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提高，则有利于消费。
同时，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则比较大，具体表现为中国的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体量几乎都是全球第一（见图2）。
过去十年中国GDP中，来自投资（资本形成）的贡献平均在40%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见图3）。当经济下行压力大时，通常依赖于基建投资进行逆周期对冲，但随着基建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增加投资实际上就是增加债务。
因此，投资偏强、消费偏弱的现象长期存在，与中国通过逆周期政策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有关。如果以过去20年的时间段来比较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每年经济增速，发现除了中国之外，所有经济体都出现过两次以上负增长。这是因为每当全球出现突发事件而影响经济的时候，中国由于具备强大的调配资源能力，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手段来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目标。
但中国在实现稳增长的同时，债务水平也大幅提升，按照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2022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水平为273%，比十年前上升了近100%，说明稳增长的成本非常高昂。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行，这就意味着几乎每年都有稳增长的压力，也意味着几乎每年都要靠投资起“关键作用”，因为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形成的占比一直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的外需一直很旺盛，即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一直在上升（见图4），这也导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每当外贸出口大幅回落，就启动投资来稳增长，每当外贸出口恢复增长时，又通过去杠杆来降低宏观杠杆率，如此循环往复，促消费始终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
此外，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也比较偏重于对企业部门的支持，如出口退税是一项长期的出口扶持政策，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也是多围绕着招商引资而展开。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我国对企业部门的减税降费和退税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支持企业的逻辑是企业既可以创造GDP，又能创造就业。但如果企业的订单不足了呢？
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
没有一种增长模式可以一劳永逸
2022年末，中国月度出口额出现了负增长，标志着2023年的外需将下降。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零增长，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速接近-10%，这意味着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了运转不畅现象。
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城镇化进程放缓，都造成了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且，房地产加基建的投资占GDP比重早在2017年就出现了下行拐点（见图5）。
当前，地方的偿债压力越来越大，投资者对城投债的困惑同样挥之不去。基建投资平均回报率的不断下降，会进一步增加债务，在提振增效要求下，基建投资增速势必会放慢。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这应该是扩内需政策延续至今的最明确信号。
但是，在疫情好转的背景下，恢复消费相对容易，扩大消费则需要以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或社保保障水平提高为前提。从《财经智库》公布的《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数据看，对2023年消费的预期乐观和相对乐观的比例不足50%（见图6），反而不如大家对投资增长的乐观程度（达到60%）。
被调查者中，认为影响居民消费市场复苏的主要因素是过去三年收入减少、家庭财富不足的占75%，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信心不足的占60%，认为就业形势不乐观的占56%。可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两年提到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也是影响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过去20年来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名义GDP的增速（见图7）。这可能是居民部门对收入不乐观的一方面原因。
第二方面原因是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份额可能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2021年数据为44.7%，而2020年美国为83.4%，印度为76.9%，德国为60.7%，全球平均水平大约在60%左右。
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即按照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额，通常年份占GDP比重约为60%。该数据与全球平均水平接近（见图8）。
因为这两组数据相差甚大，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第三个方面则体现在居民收入结构上。如2016年-2021年间，高收入组的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44.8%，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38.8%，说明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同时，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长期维持在10倍以上。
因为消费的主力是中等及中低收入组居民，如果这部分占总人口60%的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则期望消费有大幅增长是不现实的。要扩大消费，就需要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入手。
扩大消费的三种路径
均需提升预期
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看，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中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在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居民部门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总额应该高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数据，如按照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额，通常年份占GDP比重约为60%。但被低估的部分收入，可能主要集中在居民部门的高收入组中，这部分收入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
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的二、三支柱的体量；继续推进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降低老百姓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负担。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偿债能力不足及杠杆率水平过高因素，建议今后中央财政可以多举债，如通过多次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用于向居民部门发放消费券。
根据过往地方政府发行消费券对消费拉动的经验数据，一般乘数在3倍-4倍左右，即100元的消费券花费，可以带来300元-400元的消费额。如果发1.5万亿元的消费券，就能带来4.5万亿-6.0万亿元的消费总额。即基本可以弥补出口增速下行的缺口，且不足以增加通胀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稳增长目标的实现。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2022年以来，随着全国房价的普遍回落，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显著减少。
为此，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即从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上获得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在政策上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也提出，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中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过高的现象长期存在，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占总人口前20%的高收入组的人均水平超过后20%低收入组十倍以上，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捐款非常必要。中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如数据显现，2021年，中国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为0.2%，美国则达到2.3%。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
目前，中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减少与促投资相关的部门数量，增加与促消费相关部门的数量。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左右，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左右。
总之，当前需要加大促消费的宣传力度，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思路来改变居民的消费预期，提振信心，让居民部门敢消费、想消费、能消费。
（作者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来源：《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