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由《财经》杂志、《财经智库》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联合主办的“财经前沿——2023《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会上表示，当前我国提出要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四大障碍：第一，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与占比偏低，这与我们居民储蓄率偏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大有关，这是一个长期问题；第二，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从投资拉动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型需要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第三，当前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水平偏高，每月偿债压力大；第四，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偏低导致消费意愿相对较弱。
对此，李迅雷提出了三大建议：第一，增加国家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第二，推进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二次分配；第三，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要素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李迅雷：我在机场上网，信号可能不好。前面朱民老师讲得非常精彩，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压力是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所以必然导致高震荡。中国经济目前则是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从《财经智库》和《财经》杂志公布的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数据看，对2023年消费的预期乐观和相对乐观的比例不足50%，反而不如大家对投资增长的乐观程度（达到60%）。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要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可能面临一些障碍、一些困难，我归结为四大障碍：
第一，收入分化和财富分化已经是全球普遍现象。虽然我们这些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名义GDP增长基本同步，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还是偏慢一点，且占比比重偏低，消费又是主要靠中低收入群体，这一庞大群体在过去三年疫情中收入增长率明显下行。
同时，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偏弱，左边的图可以看到，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无论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在非常低的位置，这与我们居民储蓄率偏高、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背景是相关的。一般而言，收入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但消费能力越弱。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高收入阶层则相反。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提高，则有利于消费。我们现在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但这是一个长远目标，不可能立竿见影，故短期内让消费增速大幅上行不太可能。
虽然从居民储蓄的数据来看，去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净增加了接近9万亿，我们称之为“超额净储蓄”，但问题是这个储蓄来源到底是什么，还没有非常确切的数据。但根据判断来讲，基本上属于高净值人群银行理财产品转为银行存款，或原先准备购房的暂时不购房，变成储蓄。从2022年四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看，居民信心修复需要时间。
另外一方面，从消费的方向看，去年在大宗消费方面，新能源车的消费比较好，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不可能今年增长很多明年还能增长很多，因为我们国家汽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的水平，置换新车肯定需要一个周期，故在大宗消费方面很难形成持续热点。从目前的数据看，国内消费恢复的高度有限，今年GDP的目标是5%左右，我的判断全年消费增速大概在6%到7%，春节恢复性消费虽然是偏乐观的，但长期看，消费增长率是由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所决定。
第二，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从投资拉动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型非常艰难。虽然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是把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但从具体的财政支出结构中来看，并没有明显增加促消费相关的比重，包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民生方面的投入，并没有发现有显著增长。长期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个是靠出口，一个是靠投资，出口靠外需，投资主要靠地方政府拉动经济，中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这个模式在过去十年没有根本的改观，今后要把它转到消费主导模式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需要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部门架构做转型和相应调整，并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实现消费优先目标的。
第三，当前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水平偏高，偿债压力大。我们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未富先老”，实际上还有“未富先债”。当年西方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时，债务率水平是比较低的，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债务水平也是比较低的，我们的债务水平基本上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水平。另外，我们也看到居民部门的偿债压力比较大，每年要还本付息的比例偏高，或占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7%，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比美国、法国、日本都高，跟发展中国家比，更是排在前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今年中国通胀压力大，就业压力大，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不容乐观。
第四，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偏低。我们经常讲要让居民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现在敢不敢消费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大家对于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太乐观的时候。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到的“三重压力”，最后一个压力是预期转弱，这种情况下，防御性的储蓄会增高。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面临巨大缺口。从养老金规模的国际比较来看，第三支柱我们几乎为零；把三大支柱加起来，我国养老金的规模，人均水平不足美国的1%，尽管我们的居民收入可能是美国的1/5到1/6。这也使得我们居民的消费意愿相对弱，防御性储蓄意愿相对强。
基于以上扩大消费面临的四大障碍需要突破，我提出三大建议：第一，增加国家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这三大部门的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为了拉动投资，在过去更多是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比如减税、降费、退税，用于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相对比较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今后应增加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
第二，要推进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二次分配，通过个税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通过推进第三次分配，以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为核心，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
第三，要多种渠道来增加居民的要素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实力。过去来讲，房地产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如今房地产已经步入下行周期。那么，是否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如上市企业的分红收入、市值提升的价差收入等。以此来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扩大消费规模。
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