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面临困境和挑战，但对于部分政府和企业来说，碳排放暂时可能并不在最高优先级。在多目标情况下如何实现优化目标协调？对应的就是工具。”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
低碳转型之下，有人认为有部分目标相互冲突，根本不可能协调。周小川称，个别目标可能直接冲突，但多数目标是可以协调的，这需要设计目标函数，寻求各种目标和工具之间的最优协调。每种目标有不同权重，目标对应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对应影子价格，也就是说，平衡好价格和权重就能实现最优协调。
他认为，既要考虑安全、增长、公平，同时又要实现1.5度或2度的减排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需要用到价格型工具。价格型工具不仅是二氧化碳价格，还包括税收、补贴、免费配额发放等。而非价格型工具，则包括企业觉悟、纯粹计划，指导投资等。值得关注的是，价格型工具和非价格型工具并非完全独立。
不同群组会强调不同方面的重要性，拥有的工具也不尽相同，“但需要有多目标优化的框架思维”，周小川举例称，强调单一目标如低通货膨胀率，会对应具体做法，如果强调低通货膨胀同时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金融稳定，就需要在这些目标和它所涉及的工具之间寻找优化协调。
周小川直言，金融机构应该利用自身特性，在碳市场和碳市场衍生产品的发展和监管方面，帮助碳市场给出信号使得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最优协调。同时，金融机构投资、信贷和其他金融活动应该推动所支持的对象向零碳发展，帮助他们实现零碳。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3月28日至3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此次年会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在减排方面一些国家倾向于使用价格型工具，又有一些国家更多采用非价格政策措施，周行长怎么看待价格型和非价格型政策工具的作用，分别有什么优势？
周小川：今天的题目大家很关注，参加的人很多。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我觉得跟目标协调有关。从方法论来看，多目标情况下如何实现优化目标协调，对应的就是工具。现在气候变化问题面临困境和挑战，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大家觉得共识程度不太高，都感到困难，不像在巴黎协议时气氛高涨，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去年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危机等转移注意力。有一些政府和企业并非把碳排放放到最高优先级，如果有其他优先事项，碳排放的优先级就会适度下落，我们暂时不可能改变让所有组织包括政府都把二氧化碳排放当做最高目标，它是多目标的，多目标下存在各种目标和所用工具的协调，在理论上可能会有最优协调，所以我们要寻找最优协调。
有人认为有些目标相互冲突，根本不可能协调，其实个别目标可能直接冲突，但是多数目标是可以协调的，涉及到要设计一个目标函数，目标函数如果是线性的，那么就存在一种最优选择，同时也存在各种目标和工具之间的最优协调。每种不同目标有它的权重，目标对应着背后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对应着影子价格，也就是说，只要价格和权数平衡好就能实现最优协调。
既要考虑安全、增长、公平，同时又要实现1.5度或2度的减碳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就是要用到价格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并不只是二氧化碳价格本身，税收、补贴、碳税、免费配额发放都是价格型工具。非价格型工具包括如企业觉悟，纯粹计划，指导投资。也不是说价格型工具和非价格型工具是完全分开的，推行计划和指导投资时是否给予了价格激励机制，要知道或找到近似最佳价格，目标函数所对应的权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不同群组会强调不同方面，因为注重目标不一样，手里的工具也不一样，但是需要思维上有一个多目标优化的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强调一个单目标如低通货膨胀，会是一种做法，如果强调低通货膨胀同时要促进经济增长，还要保持金融稳定，那么就需要在这些目标和它所涉及的工具之间寻找一个优化协调。
主持人：碳中和过程中您认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包括他们在碳市场发展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小川：有的金融机构自己做到低碳，办公室不排碳，数据中心用太阳能或者是绿色能源，出差也很注意，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包括投资、信贷和其他金融活动所支持的对象是不是向零碳前进，是不是有助于实现零碳发展，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我认为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很多市场具有金融特性，未来碳市场和碳市场所涉及到的衍生产品的发展和监管，是金融界非常擅长的领域，金融机构应该帮助把碳市场建设好、运行好，同时使碳市场给出的信号能够使得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最优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