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平台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企业不仅在新型数字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在便利消费者、解决灵活就业的方面发挥价值。
当下，中国的平台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23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更早之前，2022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红灯”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警示灯，“绿灯”则是鼓励良性发展方向的指示牌。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平台经济的新一步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平台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平台力量》的报告发布会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新形势下，“国际竞争”已成为理解平台经济定位的重要视角。
刘元春认为，平台经济已经进入到深化、提升、发展的新阶段，但同时也面临国际竞争、前沿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六大挑战。
以下为刘元春围绕“平台经济再定位“的主要观点。
平台经济“再定位”
过去几十年，平台经济的快速崛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尤其在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循环、提高经济增长，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交易的控制性和组织形态的优化，以及治理体系的革命性变化，通过数实融合全面促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数字技术的创新推动新模式和新体系的升级上，平台经济都发挥较大作用。
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平台经济进一步引领和推动。
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分为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淘宝的建立，标志平台经济进入全面起步的阶段；第二阶段是2008年-2015年，平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第三阶段为2015年-2019年，平台进入竞争加剧、风险累积阶段。这集中体现为，2015年头部平台企业行业集中度达到82%，2019年之后则下降到70%。以阿里为例，早期在平台交易商市场的占有率达到92%，现在只占30%左右的市场份额。
第四阶段的起点为2020年10月份，平台经济进入治理整顿的阶段。这一阶段有关平台的监管举措不断，例如，阿里在2021年4月收到182亿元的反垄断罚单，6个月后，美团因“二选一”被罚34亿元等等。
2022年4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标志着平台发展进入到第五个阶段。会议指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这意味着对平台的监管进入常态化阶段。
2022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近期的政治局会议，对于平台经济的表述尤其值得关注。具体来说，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其带动就业创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等作用”，还明确表示要“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则表示，“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这些对于平台经济的再定位、再调整的表述，使平台经济进入到深化、提升、发展的新阶段。
新阶段的六大挑战
进入发展新阶段，平台经济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国际竞争的新变化。2022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平台经济的表述，意味着对平台经济关注的视角已从传统交易视角进入创新引领、国际竞争的新视角。这意味着，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转变，对于平台经济的定位出现了全面转型和变化。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因此“国际竞争”就成为理解平台经济定位最为重要的视角。平台企业、平台经济的发展是中国这20年最为耀眼、最具有弯道超车引领性的行业，也就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焦点。但在过去几年，中国平台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与美国头部企业之间的差距没有进一步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
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技术创新上，尤其是原始技术创新产业。如何使中国平台企业在一些基础技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够真正与欧美头部企业在技术、模式创新上进行抗衡，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第二大挑战是前沿技术创新，即应加大平台经济的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发的投入，使平台经济在创新的机制上能够适应国际前沿技术竞争的要求。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对于平台经济的要求不仅是数实融合、平台经济自身规模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前沿技术创新。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台经济前1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已达181亿元。但在美国，仅几家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就是中国的五倍。此外，从专利总量看，目前中国头部企业与欧美头部企业相比，在前沿创新、商业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仍然缺乏一系列的后续动力。
如何让中国的平台企业形成强大的内生动能，促使企业在前沿技术上有全面的投入，投入之后又有可持续的动力，是需要探索的命题。
第三个挑战是平台自身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目前中国网民数以及在网上进行交易的人数规模已经基本覆盖了中国的经济人口，这意味着此前拼流量理念、平台边际零成本，以及低成本扩展模式的基础已经基本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要思考如何形成商业模式创新为引领的新模式，要求平台自身进行技术、管理、治理体系的全面调整。
第四个挑战，是中国平台企业如何在全球数字交易、数字贸易的制度和标准层面起到引领作用。美国平台企业中有40%的收入来自海外，但这一数字在中国不足10%。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数字技术、交易技术、交易层面以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平台企业进行全面遏制。新阶段，平台经济的重要任务，就是突破美国制造的“安全陷阱”，突破其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中所设定的“标准陷阱”。
第五个挑战是全面推动产业互联网发展，促进生产供应端数字融合的深度发展。
目前，平台企业已经在做一些调整，例如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服务，转向以生产者和政府为导向的的服务结构。同时以传统的边际扩张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治理链“四链”融合，都已有相关探索。
但在转向产业互联网时，如何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标准进行模块化的操作是重要步骤。消费端很多交易可以标准化，但是生产端的差异性和风险性很大，技术要求更大，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突破。
第六个挑战是如何在科技、人才、教育、产业四位一体深度融合中，构建平台经济。过去平台经济的盈利是从技术红利、监管红利、基建红利、人口红利、创投资本红利和市场红利中获得，现在要集中转化到技术性和创新性红利之上，平台才能有长线的竞争能力和竞争机制，这就需要平台经济在四位一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