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有所放缓，引发各方关注和诸多讨论。针对增长放缓的原因，人们给出了诸多解释，围绕相关针对性举措，人们也纷纷献计献策。这种关注和讨论本身是诚可宝贵的，可以使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充分的暴露和探讨，可供相关部门参考，避免决策盲区，也可以使社会大众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有充分认识，有利于大家群策群力共渡难关。
旧动能旧引擎乏力，新动能新引擎尚未能充分发力，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失速压力的最主要原因。这是人们的基本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旧动能，如何更合理地让旧动能发挥更多的余热，如何让新动能尽快形成应有的势头，以期发挥更强大的引领作用，让中国经济尽快重拾增速。当然，更大的争论在于当新旧动能转换期比预想更为长期，如何更有效地加以应对，以更稳妥平顺地度过动能转换期，政策发力重点是什么，相应的宏观政策和公共社会政策组合拳的较优配置是什么，如何达到较理想的效果。
有不少论者因为新动能不够有力，便格外“怀念”旧动能，甚至对之前针对旧动能的调整颇有微词，比如因为房地产投资成为拖累项，便认为此前一段时间宏观面对房地产业“打压”过甚。
从大趋势和长时段来看，老龄化叠加少子化，中国房地产高光时刻成为过去式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房地产对经济拉抬作用不复以往，既有的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一条道走到黑，只能加剧房地产过剩和泡沫化，地方债也将更加积重难返。
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逆全球化潮流，叠加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令出口这一旧动能出现乏力现象。外贸荣景不再，压缩了出口导向型民企的利润空间和投资意愿，也从整体上推高了正在努力转型升级的民企的“痛苦指数”。
应该说，当前出现的很多问题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呼吁中国经济要警惕房地产依赖症，作为大国经济要避免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一直号召民企不要沉迷于低附加值低效益的“悲惨式增长”，而要加快转型升级以变求存。如今当这些问题充分暴露的时候，人们应该为之前的前瞻性认知和预调整感到庆幸，而不能因为新旧动能转换不如预期中顺利便“悔不当初”，甚至萌发重走老路之心。
世上并没有无痛转型的捷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滞胀的美国经济，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以信息科技为亮点的新经济崛起，才重新焕发生机。而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日本，更是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才喘息稍定迎来复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可能较为漫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期，人们更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时间的力量，靠创新创造新动能，靠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舍此别无他途。
转型升级、创新突围不会一蹴而就。OPPO手机停止造芯充分证明创新之难。因此人们应充分估计新旧动能转换期的时间之长和难度之大，对困难估计的越充分，宏观工具箱和公共政策储备库准备的越充足，应对腾挪的空间越有余裕。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守住经济增速的下限，筑牢社会稳定的底线，从而为新动能的发力成势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守住下限筑牢底线并不意味着要按传统方式对经济进行所谓大规模刺激。一方面这种“强刺激”的收益已经越来越不划算，另一方面其所导致的债务激增和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妨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并将进一步削弱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当然，保持一定规模的投资还是很有必要的，关键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比如基建方面要着眼于建设全国大市场，以疏通内外双循环梗阻点为急务。包括农业的进一步产业化市场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更紧密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等，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同时，要通过加大对社保民生的投入筑牢社会安定的底线。充分免除人民群众对养老医疗负担的恐惧，大力缓解失业的痛苦，充分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树立人们对未来信心的更为直接有效的途径。
往事不可追，未来犹可期，当下须有为。假以时日，重装上阵的中国经济必将呈现“归来仍是少年”奋发向上之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