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债务规模的测算和化解，一直是人们关注和探讨的话题。人们给出了不同的测算，也贡献了很多化解债务的建议。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虽然人们需要警惕中国政府和准政府债务规模增加的速度，并及时加以解决，但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拥有化解债务的充分资源和诸多手段。中国不会陷入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解债务是为了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建立更先进的发展理念，减少对旧发展模式的依赖，打造新引擎新动能。总之，化解债务是为了更好地再出发。
化解债务的方案不少，最终的版本将综合考量各方面，既要避免造成道德风险，又要预留发展空间。除了债务化解方案，人们也对地方债务总是“非理性增长”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以期能对地方预算软约束觅得釜底抽薪之计。不健康的政绩观导致的非理性地方竞争，无疑是地方债务非正常累积的根源。
除此之外，人们可能还轻忽了梯度发展模式内含的风险。一些地方试图像当年沿海地区那样靠土地财政来反哺工业化和城市化，靠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筑巢引凤”，却可能高估了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消费能力也即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又低估了产业转移的成本和市场需求变幻的风险，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此消彼长之下，债务的阶段性超常规累积自是难免。目前债务问题比较突出的几个省份的经验和教训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进一步回归靠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事实。这一方面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更多顺势而为，围绕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把工作做实，真正发挥出比较优势，对市场主体形成可持续的吸引力，而不仅仅靠税收土地优惠和重金“砸”出的超标准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论者认为，中央各部门也要减少围绕产业集群规划和产业基地建设所进行的各种“选秀”。由于这种“选秀”意味着产业优惠扶持政策，一旦“花落谁家”便意味着巨大的现实利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诱发一些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冲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进而造成业界所说的中国式产能过剩，进而加剧那些竞争败北者的债务负担。
在投入足够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充分化解当期债务压力，为整体债务的化解预留出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并对非理性债务产生的根源性顽疾进行根治之后，着眼于未来靠增长来化解债务当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治久安之道。靠增长来化解债务意味着要算总账，要在国家层面达到资产负债表平衡，而不意味着遍撒胡椒面，全国各地一起大干快上。
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特大城市群、绵延城市带和一小时生活圈等生产、生活和创新要素聚集程度高的地方，生产和消费的能力、研发的强度、投资的回报率、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投入的覆盖率等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发展红利化解债务的能力和以先进带后进的示范带动能力，可以得到长期坚实的保障。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无论是以有形的就业机会供给、地区间转移支付、打工人群收入返流和跨地区投资，还是通过无形的制度和技术外溢效应，都对内陆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相对于强行拉动条件不太充分的地区进行拔苗助长式赶超，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发展的重点再度适度向发达地区倾斜，更充分发挥资源的市场配置效应，将更好地实现总体发展，也将更好地实现化解债务的目标。
在避免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以及因势利导培育新增长极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债务压力、资源禀赋、市场体系完善程度、产业集聚度、消费潜力等诸多要素，一些地方发展得快一点，一些地方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发展得慢一点，当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中央及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面临区域发展差距在合理范围内再次拉大的局面，应保持战略定力，为相关地区的基本民生提供充足的保障，为市场主导型和市场驱动型新动能新引擎再度拉动这些地区的增长创造充裕的时间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