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旅游人数上涨，但不代表人均消费水平也上涨。图/视觉中国
“2024年将会是全球经济真正减速的一年。”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说。野村预计，美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大概为2.4%，明年可能只有1.3%。日本今年的增速大概在1.7%左右，明年大概只有0.6%左右。欧洲经济今年已经处于负增长阶段，2023年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大概为0.4%，明年预计是-0.4%。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计会在4%左右。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在挑战中看到了希望。”陆挺指出，2024年的中国经济面临四大挑战：消费的复苏进展和居民预期变化；房地产政策的继续优化和市场的真正企稳；国际经济形势和美联储的政策操作；新能源的亮眼成绩能否持续。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要么是5.1%，要么就是5.2%。”12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野村媒体交流会上，陆挺判断，2023年，中国的通胀率特别低且今年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实际经济增长率肯定明显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5%，为2023年内第三次月度负增长。陆挺分析表示，中国CPI指数总体跟去年相比实际没什么上升，物价是相当稳定的。现在看来，2024年CPI增速基本会在0到1%之间，可能有一段时间中国都会在0左右，而世界平均的通胀率肯定会比中国高。
2024年“三驾马车”展望
“疫情之后的消费复苏总体来讲，并没有让人失望，但是大家那时候的期望更高。”陆挺回忆，2023年初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人们都觉得今年会是完全崭新的一年、复苏的一年。有人计算，疫情期间，中国居民的超额储蓄增加了10多万亿元，预计2023年将出现巨大的报复性消费反弹。然而，今年，大家在消费上还是较为谨慎。
“看我们的旅游数据，大家出去玩的很热闹，但是单价的支出并没有怎么上升。”陆挺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月-10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9%，分月看，单月同比增速从6月起明显放缓。野村预计，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终将增长7.8%，2024年为5.5%，2025年将是5.1%，增速呈逐年放缓态势。
消费、出口、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国出口今年的增速也明显放缓。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11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0.3%。陆挺分析，全球经济周期不一致，当中国摆脱疫情进入复苏的时候，别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却开始往下走。
“美国和日本今年的经济是超预期增长，不然的话，我们的出口增速还会面临更大的压力。”陆挺分析出口压力指出，一是过去这几年的疫情，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形成了特别高的基数。二是现在服务业出口恢复缓慢，境内航班相比2019年实现了10%左右的增长，但跨境航班数量只有2019年的60%不到。“大家都在说老外少了，是吧？”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6月和7月，中国出口分别同比下滑8.1%和8.8%。而到11月，中国出口同比终于增长1.7%，实现近七个月以来首次由负转正。全球经济不景气，野村预测，2024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速或为负增长，为-1.5%，2025年则为-0.3%。
对于房地产，陆挺则分析指出，房地产对中国GDP的实际贡献达到四分之一左右。然而，今年的房地产没有出现触底反弹，新房销售、开工数据、开发商买地数据，以及房地产投资等指标都出现了同比萎缩，一些数据甚至只有2019年- 2021年高点的26%。
“房地产面临两个负向循环，第一个在保交房和卖房之间，第二个在地方政府的卖地和支出之间。如果开发商不能很好地卖房，就很难有钱去盖房子，大家也不愿意去买期房。如果开发商不买地，地方政府收入就会下降，从而降低支出。”陆挺说。
房地产成为2023年中国经济复苏道路上的障碍之一，而今年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也较为羸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4%。投资主要靠财政发力。野村预计，202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9%，2024年或为4.1%。
保交楼，解除房地产危机的“牛鼻子”
“房地产没有正常复苏会导致什么？地方财政会面临相当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再次复苏，一定要抓住房地产这个牛鼻子。”陆挺强调，救市最关键在于保交楼。
陆挺分析，当前，保交房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迹象之一是目前的交房量占售出期房的比重仅仅50%出头。此外，中国的水泥消费量，按照官方数据下跌7%左右，但按照民间统计水泥厂的数据，下降25%左右，说明交房难等问题可能通过负向循环进一步扩大，并影响到开发商买地、水泥消费量以及房屋装修消费。
“实事求是地说，房地产应该是出现了企稳的迹象，但是，是不是就不会再往下走了呢？很多指标是不是到明年都会同比上涨？我们现在还不能特别乐观地马上做出百分之百的结论。”陆挺表示，2022年四季度时，中国人民银行曾推出2000亿元的保交房的再贷款，现在可能只用掉了一个零头。而2024年，房地产有希望开始出清。
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曾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论，用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的破裂。这一观点在今年亦激起千层浪。
陆挺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不能直接适用于当下的中国经济。日本众多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卷入地产泡沫，其投资以商业和工业地产为主，地产泡沫时资产受损严重。而中国房地产泡沫如若破灭，将主要冲击过去十年在低线城市大肆扩张的民企开发商、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以及在高点购买低线城市房产的家庭等三类群体。
陆挺分析指出，日本的地产泡沫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商业地产。而2015年-2018年的货币化棚改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延缓了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的转移，将地产泡沫引致三四五等低线城市的住宅，而非大都市的商业地产。
实际上，今年来，为了提振房地产市场，扬州、六安、亳州等三四线城市推出了“人才补贴”“上浮贷款额度”“首套房利率降低”等政策；同时，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也推出了“认房不认贷”“降低贷款利率”等刺激政策。但陆挺担心，一线城市松动的房地产政策，可能通过替代效应，使得广大的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更为低迷。
在陆挺看来，对症下药很重要。“房地产开发商卖的房子，主要就是期房，占85%到90%，现在比例可能会更高。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政府不把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买下来做保障房？开发商手头根本没有卖不掉的房子，而是卖了房产没钱盖的问题。”
陆挺指出，如果还不能把期房制度彻底取消，就一定要执行期货市场的纪律，一定要保证交割、保交房。而保交房的最终出路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靠商业银行、地方政府还有开发商难度都很大。当保交房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2023年各个城市推出的放松限购、限售、限价、房贷利率等政策将有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机会。
“即使后面房地产实现一些复苏，要回到高点几乎不可能了。过去高点的时候，中国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能达到8.7万亿元。现在数字都要打些折扣。”陆挺指出，未来政府卖地的收入，不会再像过去七八年那样雨露均沾。一线城市和部分强二线城市，可能会获取中间的大头。房地产复苏的过程中，土地、金融、信贷资源，亦会跟着人口和产业向一些地方集聚，带来中国整体需求和效率的提升，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2024政策预判：稳中求进，落子布局
在12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词之一——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颇受外界关注。对此，陆挺解读，“破”很容易，但“破”了之后，中国经济运行靠什么，值得深思。宏观经济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经济结构要转型，做政策设计时候需要格外小心，尤其要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
此次媒体会上，有记者提问，“央行最近发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强调了盘活存量信贷，还提出不要过于关注新增信贷，您怎么看这个表述背后的深意？”对此，陆挺指出，目前信贷存在银行空转的情况。银行倾向于把钱贷给信誉高的国企或大型民企，企业再把钱存回银行或者买国债，如此就变成了低效的内部循环。
此外，陆挺指出，上下游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一些三角债务和地方政府平台债务仍然需要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了，钱的流动性也会增加。
“明年政策可以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部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明年相比于今年会有更大的空间。”陆挺分析，今年中国好几个月都在保汇率，在这种时候，要执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类似于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难度比较大。而明年这方面的压力会明显的减少，中美的利差已经明显缩小，创造出了一些政策空间。
2023年前11个月，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速，但下半年名义GDP增速却出现下滑趋势。一些专家分析，部分贷款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空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等专家强调，目前，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应该看到扭转中国经济持续下跌趋势的主要出路，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支持技术创新、产业链重塑和医疗养老设施的投资。
10月底，中央财政已经宣布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特别国债1万亿元，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拟安排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年使用5000亿元。1万亿元国债的还本付息全部由中央承担，今年赤字率也将从3%提高至3.8%。
对此，陆挺认为，不用过于关注赤字率，一是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发完已经年底了，这部分钱是明年甚至后年用的；二是业内对中国赤字率的估算实际比3.8%还更高，如果算上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其他政府部门的债务，是更大的赤字率。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即使估算50万亿元-70万亿元，以中国政府以几十年积累的外汇储备、贸易盈余去解决完全有空间。关键是设计一个在新形势下，未来中国地方政府新增负债的规则。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分季度看，分别是4.5%、6.3%、4.9%。对于2024年的宏观政策，陆挺建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定要结合。中央政府可通过类似于PSL（抵押补充贷款）的办法来保证在设计新增负债规则的同时，也能加大地方投资力度以加快经济恢复，做到直接参与市场体系的重建。
据了解，PSL是一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14年首次由央行创设，初衷在于通过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为其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后来，国务院提出2015年-2017年三年棚改计划，PSL亦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多家证券公司认为，当下，中国消费不足以对冲房地产和基建的放缓，今年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也不够。2024年，PSL等“准财政”工具或有望重启，用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弥补市场出清带来的缺口。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中国银行业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改革艰难往前推进的时候。那时，我们奠定了很多制度，现在应该不要轻易去打破。”陆挺指出，房企的白名单制度和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制度，或许不足以解决当下问题。更应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拳，在关键节点重建市场、政府和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