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0日，埃及伊斯梅利亚，一艘货轮通过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图/视觉中国
红海危机持续，全球供应链告急。
2023年11月中旬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施打击，多艘货轮在红海、曼德海峡及附近海域遇袭。丹麦咨询公司海运情报近日发布报告认为，此次红海航运受阻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超过了新冠疫情初期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供应链问题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它不止一次出现在七国集团公报里；2023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90%的发言嘉宾均提及产业链和供应链问题；关于供应链的讨论和报告层出不穷；世界上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在2023年末于北京举行。
锂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壳体、汽车电池传感器、汽车芯片、底盘线控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汽车整车⋯⋯在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智能汽车链的近百家参展商试图向观众呈现一部复杂精密的新能源汽车是如何在上下游各环节的密切合作中诞生的。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宣称，不到40秒的时间，就能下线一台车。特斯拉展台工作人员对《财经》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上海超级工厂已实现95%以上的零部件本土化率和超过95%的自动化率。根据特斯拉方面公布的数字，其签约的本土一级供应商已经超过400家，其中超过60家供应商已经进入特斯拉全球供应链体系。“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更大层面上是我们中国供应链的成功。”特斯拉公司制造副总裁宋钢在链博会期间表示。
成本与效率曾经是影响供应链布局的最重要因素。但在地缘政治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下，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被前所未有地重视。在产业回流、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政策影响下，如今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相较前些年呈现出区域化、本土化和碎片化的趋势。
经合组织（OECD）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吉特（Margit Molnar）对《财经》表示，全球价值链（GVCs）扩张的放缓近年来相当显著，以至于有人将其称为全球价值链的“解体”。但她认为，跨国公司重新调整价值链以追求更大的效率，新的价值链和新的价值链来源国开始浮现。“只要这是出于追求效率的目的便是可取的。”
然而，供应链的重构在当下的世界已经不可能只由效率来决定。
普华永道在2023年对100多家跨国企业高管进行的调研显示，近八成受访企业认为出口管制、制裁、关税战和贸易战等地缘局势不明朗是在中国面临的最大供应链挑战。尽管有七成受访者表示没有考虑将供应链移出中国，但仍有三成受访企业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将部分供应链迁出。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23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则显示，2015年，全球供应链还主要表现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到2020年，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分布，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供应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供应链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供应链。
尽管全球供应链正在重塑，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在价值链中的角色将随着价值链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不太可能减弱。”马吉特说。
供应链去中国化？
2023年12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在出席国际经济学会全球大会时说，疫情、冲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改写了全球经济关系的游戏规则。美国要求“友岸外包”，欧洲呼吁“去风险”，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各国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正在塑造着全球的经济政策。一些国家正试图实现其供应链去风险并加强国家安全。但是，如果不加以适当管理，那么代价很容易超过好处。
戈皮纳特指出，过去五年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所面临的威胁加剧。关税和出口限制在内的一些措施直接指向了贸易和投资。其他不涉及跨境的措施则间接影响了贸易流动，例如对特定国内部门提供的财政和金融支持，以及本地含量要求等措施。去年，各国推出了约3000项贸易限制性措施，这个数字几乎是2019年的3倍。2023年11月，美国白宫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提出投资关键产业链。美国2022年8月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中对本土化生产的要求使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决定选择美国。
美国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合伙人此前对《财经》表示，地缘政治、疫情和对供应链不稳定的担忧使得中国企业的美国客户要求它们在美国具备生产能力。
半导体供应链的美国本土化趋势尤为明显。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希望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法案提出，投入527亿美元设立半导体生产激励措施等四个基金和15亿美元的公共无线供应链创新基金，对美国本土芯片制造提供优惠和补贴，减少对国外供应的依赖。法案同时规定，获得美国芯片资金的实体不得在中国或其他受关注的国家参与实质性扩大半导体产能的重大交易。
与此同时，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概念开始兴起。2020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墨加协定取代过去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贸易政策的层面推动近岸外包。而拜登上台之后则进一步提出友岸外包，强调与美国的盟友加强供应链合作。
墨西哥凭借地理优势以及与美国的经济融合度，成为这波供应链调整浪潮中最大的受益方之一。美墨加协定下，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诸多产品可以享受极低关税乃至零关税。2024年1月，基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新规生效，多项优惠必须以在美国本土或者北美制造、组装为前提。过去几年，来自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众多企业宣布落户墨西哥，尤其在汽车行业。2023年，墨西哥超过加拿大和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
在亚洲经济体中，越南成为供应链重塑过程中新的投资胜地。印度则因为其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成为另一个替代选项。
2019年前后，富士康、日本东芝、韩国三星下游制造厂商，耐克、阿迪达斯的代工厂等企业逐渐迁徙至越南。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20日，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超366亿美元，同比增长32.1%。据越南媒体报道，2023年，在越南3555亿美元的出口额中，越南外资企业出口额达2599.5亿美元，占其总出口的73.1%。越南已经跻身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20个经济体之一。
中印越电子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2023年接待了七八个中资企业赴越南的考察团，他对《财经》表示，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欧美的客户要求中资企业在海外有生产基地，如果不走出来，这些中方供应商就可能被换掉。这与2015年前后中国企业主动去海外寻找机会落户越南的选择不同。“目前在越南投资千万以上的企业大部分都是被动走出来，千万以下投资规模的主要是作为供应链上的企业跟随出海。”杨述成说。
为了继续获得美国客户订单，中国供应商必须选择来到越南建厂生产。过去几年，苹果公司大幅调整了将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国家的策略，开始分散化供应链。从富士康到立讯精密、歌尔声学等，这些处于苹果供应链上的公司在过去几年纷纷在越南设厂。负责代工苹果无线耳机的立讯精密已决定对越南北部的工厂追加3.3亿美元的投资。
顺应趋势，越南也以自身优势主动吸引外资的到来。越南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减免。越南还与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在内的各方签署了十几个自由贸易协定，使得在越南生产的产品可以享受优惠关税出口至其他市场。
跨国企业选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供应。越南拥有9700多万人口，5400多万青壮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2岁。杨述成表示，近年来越南劳动力成本有所上涨，但人工成本是中国水平的三分之二。不过，越南的厂房租金、用电成本都高于中国，中资企业在越南的供应链仍不完善，采购和物流的成本高，因此综合成本仍高于中国。“虽然对越南的投资热情高涨⋯⋯中资企业在越南这两年，盈利的并不多。”杨述成说。
然而，当地缘政治因素成为企业决策的最重要考量，成本与效率便成了可以被牺牲的因素。2021年2月，拜登政府发起供应链审查项目，通过为期100天的审查，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进行评估。此后又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和立法以及国际合作重塑供应链体系。
作为美国退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替代产物，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四大支柱中包括了供应链。印太经济框架14个成员率先就供应链达成协议，要求彼此确定供应链中的关键行业与关键产品，加强发生危机时的协调和应对机制，更好地识别、管理和解决供应链瓶颈。IPEF被普遍认为是减少对中国依赖的一种方式。
一位日本企业代表对《财经》坦言，政治因素的确对他们的供应链布局带来影响，他们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海外供应商以备不时之需。“但因为价格、质量和供应商关系，不是一天两天说替换就能替换的。”
中国的新角色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潜在改变。如果留心观察，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持续加快，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也处于调整中。
尽管国内市场饱和、投资低迷，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热情却高涨。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3年1月-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714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814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4%。这一增速远高于2023年国内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6.5%，亦远高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4%。
“我们出口美国的产品比例比较大，现在很多订单，从中国拉出去再组装。我们以前零配件给埃及的合作伙伴，他们自己组装、自己卖。我们现在（在埃及）成立公司了，组装完以后去辐射周边。”佛山一家家电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他们的东南亚工厂也是类似定位，中国工厂提供配套部件，装机环节迁移至东南亚，不像之前那样直接出口整机到国外。
这家家电企业明确了新的国际化战略，上述负责人告诉《财经》，他们希望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打造推广自主品牌，计划在埃及设立新的生产基地，东南亚未来也要规划设立生产基地，实现研发和运营的本地化。“国内家电行业已经从增量阶段转成存量阶段了。东南亚、印度、非洲，相对于中国，可能还处于2000年甚至20世纪90年代的家电需求水平。”
戈皮纳特在上述发言中指出，大型电子产品制造商加快了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的步伐。越南的大部分投入品来自中国，大部分出口则流向美国。此外，墨西哥在2023年成为对美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但许多在墨西哥设厂的制造商都是瞄准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根据墨西哥私人工业园区协会的数据，未来两年将有五分之一的新企业来自中国。
e-works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制造企业出海现状调研报告》指出，企业出海前十的热门地分别是美国、德国、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2024年1月，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度就业趋势数据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企业出海招聘职位同比增长40.41%，其中新能源行业出海招聘职位占比最多。
“中国在价值链中的角色将随着价值链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但它可能不会减弱。”马吉特表示，中国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行业或工艺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年轻人口较多的国家。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比越南、墨西哥或土耳其等许多竞争对手更快。这表明中国有必要向更高附加值、更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迈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份全球价值链GVC指标预测，到2035年，中国出口中的国内成分提升到93%-94%，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下降到46%-48%，在价值链中的上游程度进一步提升到0.28-0.39。巧合的是，这三组数据和美国在2017年的指标基本类似。
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仍具有其生命力和韧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近日指出，全球价值链活动在2022年达到了历史新高，外部增加值在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占28%，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地缘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冲击虽然对价值链活动构成了冲击，但全球价值链整体还是表现出了韧性。要辩证地看待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跨国企业也在作出调整，实施“在中国、为中国”的策略。
美国霍尼韦尔公司早在20年前就已经着手推进本土化战略。“如果要在中国扎根，要更好地为中国客户服务，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中国本地为本地，我们叫‘东方服务东方’。”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对《财经》表示，最近几年围绕供应链格局产生的变化对霍尼韦尔的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很早就把研发放在中国，很早就在中国建厂。
“我们在中国实现的销售收入绝大部分是中国团队研发和在中国制造的。”余锋说。
在链博会的现场，日本材料制造商AGC公司展位的屏幕上显示：Made in China by AGC to the World（由AGC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AGC集团中国总代表、中国日本商会副会长上田敏裕表示，成为从中国链接世界的供应链里不可或缺的存在，是AGC的愿景。
AGC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表示，无论是市场还是采购的上游供应，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有完善的产业链，在中国生产产品，很容易和相关公司对接，定制更合理的产品性能。“对AGC而言，中国既是重要的市场，也是重要的供应商来源。”
“中国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非常广泛的产品，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基础设施等。”马吉特说。中国工信部的统计显示，中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7.7%，占全球比重约30%，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能够为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提供合适的供应商和制造商。
目前，通用电气医疗（GE）每卖出两个CT机就有一个是在北京工厂生产的。无锡工厂是GE全球最大的超声波相关的制造工厂，生产制造各种超声波的产品，包括呼吸机、麻醉、心电图和病人的监护仪等医疗器械。这家工厂200公里范围内有超过300家供应商。GE全球40%的超声波产品都是产自无锡。而上海工厂则占据GE全球造影剂产品的60%。
“我们有超过70万工作人员在中国，我们希望能扎根中国市场。”首届链博会上，GE全球副总裁史达健（Kenneth Stacherski）亦表示，GE在中国服务超过2000万名患者。GE在北京、上海、天津、无锡等地都有制造工厂，成都和深圳的制造工厂也正在建设当中。到2023年三季度，GE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占该公司中国销售收入的80%。
在帝斯曼-芬美意全球物流运营总负责人Emiliano Quintela看来，企业必须有一个稳健的解决方案来确保顺畅运行。世界必须互联互通，建立起一个敏捷的供应链条，让货物串联起来。帝斯曼-芬美意在全球有3个分发中心（包括中国），辐射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链条以及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供给。“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实施封控，那时我们让中国成为一个枢纽，在中国生产，再通过全球网络把产品运往全球，如此缩短了供应链条。”
普华永道的报告显示，中国部分要素成本已经远超东南亚国家，但中国劳动效率高、物流领域竞争力强以及关税水平整体较低，使得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2023年3月12日，墨西哥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一块写着欢迎特斯拉到来的广告牌。图/视觉中国
供应链脱碳之后
实际上，多变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之外，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供应链脱碳。
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旨在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最好是1.5摄氏度之内。为了实现控温目标，巴黎协定要求全球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峰值，以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气候中和。自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公司提出碳减排、碳中和目标，并通过供应链传导到链条上各环节的企业。沃尔沃采购与物流副总裁李海对《财经》表示，如今对供应商的评估多了一些新的维度，比如可持续和韧性。在可持续方面，沃尔沃希望在2025年实现供应商百分百使用绿电。沃尔沃目前在华有777家一级供应商，已有大约30%的供应商能够达到这一要求。
“能不能做到，就看有没有下功夫去推动，愿不愿意投资。现在使用绿电已经变成竞争力，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可能会失去这个业务。”李海说。他坦言，建设绿色供应链的挑战之一在于成本，但可以通过其他方案把实现可持续目标的成本降下去，比如提高生产率。
值得注意的是，对300多家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76%的受访公司设定了自身组织运营的碳中和目标，其中90%的公司到2030年实现此目标。帝斯曼-芬美意中国区总裁周涛介绍，2023年该公司在中国所有的十几家工厂的绿电使用比例已经达到40%。
诺和诺德于1997年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外资企业在华研发。而今的天津生产基地，作为全球五大战略生产工厂之一。过去五年，诺和诺德持续投资近37亿元，拓展天津生产基地的生产管线、立体仓库以及智能化、绿色发展的智能化改造项目。
对于供应链脱碳，诺和诺德中国副总裁林敏表示，2017年诺和诺德在中国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诺和诺德中国持续打造和秉承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制定了下一步的重点。
阿斯利康生产运营全球高级副总裁溥思同（Tony Pusic）介绍，阿斯利康在1993年进入中国，2001年无锡的工厂投入运营，如今已经成为阿斯利康战略性的供应基地，为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供给产品。这些年，中国已成为阿斯利康的第二大市场。
“到2030年，我们会把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减半。我们努力进行绿色电力采购，探索森林碳汇以及绿色供应链的建立，希望能够尽快地达到碳中和。”溥思同说。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曾分析，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碳中和”纳入核心战略，更愿选择能共同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供应商合作，通过对产品进行绿色设计、使用可回收材料和可再生能源、进行清洁生产等，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减排。
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脱碳将对中国配套上下游企业提出更高挑战，也会对中国产品进入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无论是“在中国为中国”的工厂，抑或是“在中国为世界”的工厂，都不能脱离“碳中和”的语境独善其身。脱颖而出者有之，出局者亦将有之。
显而易见的变化已经开始。2023年欧盟立法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要求进口商报告所进口商品对应的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并从2026年开始正式征收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的碳费用，即“碳关税”。“碳关税”在初期仅覆盖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铝和氢六个行业相关产品，但未来可能会延伸到更多行业，从而大幅提升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
如何在气候目标与自由贸易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项新的挑战。尽管欧盟表示碳边境调整机制是为了减少碳泄漏的风险，但反对者认为这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方面对《财经》表示，碳边境调节机制增加了贸易摩擦风险。“一旦各国、各地区维护本土利益，都采取对等、类似的贸易保护措施，势必增加交易成本，减少市场竞争，带来贸易摩擦风险。”
减碳机制和企业成本、经营挂钩，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再布局。2023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欣旺达宣布将在匈牙利投资人民币约19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工厂一期，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动力电池系统制造及销售等。这将是欣旺达在欧首个自有生产基地。
欣旺达方面对《财经》表示，布局主要是基于匈牙利汽车工业发展历史悠久，聚集了大批整车企业，加之其地处欧洲中部的枢纽性地位，便于欣旺达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完成本地化生产。其次，匈牙利正在响应欧盟要求积极推动汽车制造业向电动化转型。此外，欧盟对于在欧盟销售电池相关的碳足迹和电池护照等要求，也是欣旺达在欧洲设厂的考虑之一。欧盟的新电池法于2023年8月正式生效。新电池法对所有在欧盟市场出售的所有类型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除了要求提供电池碳足迹声明，欧盟的新电池法还引入了电池护照的信息披露要求。到2026年，动力电池必须持有电池护照才能在欧盟销售。“随着气候目标的确立，新的价值链正在建立，旧的价值链将被改进。”马吉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