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公布。《决定》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其中，对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备受关注。
《决定》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第一财经》依据2023年数据粗略估算，三税（费）合一，地方理论收入规模近万亿元。
根据财政部数据，2023年国内增值税和国内消费税收入合计约85450亿元，按照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总计5%费率估算，两者理论上收入大概为4273亿元。再加上2023年5223亿元城建税，三个待合并税费合计约9496亿元。当然，实际收入跟估算收入会有出入。
外界分析，房市低迷、土地财政式微、地方财政面临压力是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动因之一。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3.6万亿元，超过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1.7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地方占比为86.1%，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7月公开发言中指出，当前，中央到地方财政都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运行的经费不足。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适当增加赤字，转移到地方，特别是基层是必要的，但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对的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支出占比普遍在50%以上，OECD国家平均为61%，中国中央支出占比过低不足12%。因为一些应由中央承担的事权确定为地方事权，或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10.3万亿元，超过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566亿元，说明中央给地方转移支付比中央本级的全部收入还多，一部分是靠赤字融资转移给地方的。多位专家分析，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原是在增值税和消费税计税基础上附加征收，且都属于地方财政收入，明确转为地方附加税，有利于稳定地方财力。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告诉《财经》，三税（费）合并，有利于简化征收、稳定地方收入、提高地方税收管理积极性。历次财税体制改革经验表明，增加地方积极性最有效的方式是给予地方足够的财政激励，一是增加直接的财政收入，二是增加地方财政的自主性。
楼继伟此前介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央地共享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都是中央地方五五分享。地方的独立税种主要是契税、资源税、印花税等小税种，2016年“营改增”后营业税没有了。十年过去了，基本上没有设立适合地方的税种。
楼继伟表示，房地产税从属性上看是最适合于作为地方税的税种。房地产税是按照房地产市场价值作为税基按年征收，税率通常在1%左右，且给自住房一定限额的免税，有利于扼制炒房。但是20几年过去了，房产税仍未全面推出，主要的原因仍旧是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目前，房地产市场低迷、正处于去库存阶段，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更加困难。
《决定》还提出，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锋向《财经》表示，不同于增值税的普遍征收，消费税主要用于特殊调节。一是调节部分奢侈消费。二是促进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对调节政府间财政关系也能起到一定作用。部分消费税后移下划，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造血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同时也减少消费税先上解、再下划的行政管理摩擦成本。
银河证券测算，假设消费税全部征收后移，并按50% 的比例下划地方，将分别增加东、中、西、东北地区省份税收收入3308亿元、1560亿元、1593亿元、500亿元。东部10省烟酒、成品油、汽车消费占全国消费将近一半，东部地区获得税收转移绝对值较大。
当前，中国仍需解决税源不足、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的问题。广义宏观税负，即剔除重复计算后的四本预算收入之和/GDP。楼继伟表示，倘若扣除四本预算交叉重复项，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仅为26%，低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3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35%以上）。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是难以应对的。
财政如何扩大税源？《决定》提出的举措还包括：优化税制结构。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罗志恒建议，当前稳定宏观税负，一方面是推动减税降费从规模数量型转向效率效果型；另一方面是研究新经济形态下的税收体系。比如，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部分尚未纳入征管的经济活动，可以成为新税源；研究探索数字资产税等。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还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向《财经》表示，此前已有多家官方机构在做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当前，由于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程度不同的潜在风险，尤其一些地方政府财税状况不容乐观。
张燕生认为，《决定》强调加强宏观的国家资产负债管理，此举或是更多为了回应人们担心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而这对于推动央地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