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应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没有人能准确预料下一场危机的到来。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曾发出灵魂拷问：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应对下一场全球危机吗？徐忠、朱满洲、任晴的新著《危机应对的道与术》，重点聚焦危机处置与应对的核心问题，以美国“大萧条”等为例，从不同维度探讨危机时期的宏观政策选择，详细阐释财政危机、金融风险处置以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存款保险公司的角色等，并讨论了许多国际和国内典型案例，对提高危机应对能力有借鉴意义。
本书强调，危机后要把握好监管改革的重要契机，这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一方面我们要吸取其中的深刻教训，有的放矢地总结提炼有益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改革契机，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如本书所传达的一个观点：应对危机的过程往往面临诸多现实的约束（比如财政、舆论压力），需要在复杂、受约束的情况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
危机时期宏观政策如何正确选择
本书指出，目前主要的争论点在于短期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危机时期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危机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一种宏观政策具有“一劳永逸”的效果，某个时期内有效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危机时期也会产生不同的政策后果。
关键在于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操作是否有公开透明的制度，以及政策结构是否合理。美国“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美国没有危机应对经验，危机初期出现宏观政策的缺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初期，美国的宏观政策也有迟滞，但最终还是果断采取措施“灭火”。危机时期，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经济的正常循环，实施逆周期的宏观政策，稳定总需求。
书中集中讨论了美国“大萧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房地产和银行业危机等不同的案例，这些案例共同反映了危机应对的复杂性，其中的关键就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功能。现代财政与政府债务密不可分，特别是现在各国的经济增长愈发高度依赖财政政策，趋向于债务型经济模式，导致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攀升，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虽然现代财政制度日渐完善，但公共债务危机仍时有发生。
多数情况下，财政危机往往根源于财政自身的一些问题，只是在内外部的冲击下才显现出来。本书指出，危机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究竟如何使用有争论。现代经济和财政、货币体系深度互嵌，特别是现代货币理论流行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严重捆绑，最终成为重要的影响变量。不可否认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功能作用，但如何摆脱财政赤字的过度依赖，成为全球普遍性难题。
当下需要思考重新回归财政政策本源。本书围绕财政危机的应对提出两个方向性思考：第一，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的救助逻辑。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央政府选择救助与不救助的答案取决于现实的客观条件；第二，应对财政危机还要有宏观系统思维。要把握好财政重整的力度，避免用力过度让企业和家庭承担过重负担。当财政危机和银行危机同时存在，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与其拖延不如果断地处置金融风险
本书指出，各国历次危机及个体风险事件的应对来看，拖延是一个“顽疾”，虽然经常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同样的错误依然在重复上演。为什么金融危机的风险步步逼近时，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协调、磋商？为什么危机爆发时公众、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会对危机处理采取迥异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的风险管理工具不可能完美，甚至存在大量的缺陷，这是不可预估的，然而，现实生活中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增加，采取更好的对冲策略是重要的选项。
理论上应对危机通常具有比较清晰的职责分工，但现实却常常超出预期，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金融风险的出现并非“压着相似的韵律”，而是出其不意。比如2023年上半年欧美国家局部银行危机的爆发，美国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前期的资产期限错配引发“挤兑”，社交媒体和信息快速传播引发了更大危机，短时间内两家知名银行面临倒闭破产。可喜的是，美联储和瑞士中央银行比较迅速果断地采取处置手段，提供充足流动性支持，消除了公众疑虑，短期内抑制了风险扩散，维护了金融系统稳定。
作者提出，从政策实践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美国虽有不少教训，但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金融风险处置的机制、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协调。2023年美国局部银行危机后，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监管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创设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及时补充流动性，挽救银行系统声誉。在应对2020年新冠危机时美联储以更快速度推出大规模宽松政策，虽然美联储的宏观政策总体思路正确，但力度稍过，对通胀的判断和应对迟缓。
本书在分析美国次贷危机、日本泡沫破灭、瑞典金融危机时指出，诸多危机与房地产有关而且涉及面广，首先要保住金融机构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在应对房地产市场调整、构建中国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时，既要在宏观层面不断化解潜在风险，促进市场平稳过渡，也要更加重视金融机构的稳定运行。
本书花了一定篇幅着重讨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所发挥的作用和职责，这与央行的两个优势有关：一是央行救助决策更加顺畅，救助工具更加灵活、空间更大；二是央行具有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职责，在信息方面有优势。
关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和作用，本书指出，货币政策统一但财政政策不统一将埋下风险隐患，欧债危机即典型案例。现实而言，随着现代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捆绑，二者的高度配合迫使中央银行承担更加繁重而多样的目标任务，这就引发了两个显著问题：第一，如何统筹协调并实现包括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就业优先等目标，这些目标往往存在结构性矛盾，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更高，因而中央银行职能的发挥难度更大；第二，如何确保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即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仍无法回避这类政策冲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也将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盲目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可取，财政与货币的功能、作用机制需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
从长远谋划危机应对的常态机制
乐观角度来看，每逢重大危机，往往也是推动改革的机会窗口，这些不同类型的危机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过去国家财政或金融层面潜藏的风险隐患，或者监管的漏洞，危机的爆发则刺破了其中的“泡沫”；另一方面也倒逼财政体系重塑和货币政策框架更新，因而有助于将非常时期的危机管理经验转化为结构性改革的策略。
本文认为，不要浪费一次危机，危机后推动重大监管改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传统。如果金融监管体制没有重大问题，大的危机是很难发生的。百年来人们前赴后继地研究危机应对，但仍有些问题尚未认识清楚。
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的学者在研究美国“大萧条”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等，这些危机时期的特殊案例之所以引发长远反思，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虽然有前车之鉴，但真正吸取教训并付诸行动的并不多，不少发展中国家因照抄照搬过去的西方模式，最终陷入发展陷阱，前有拉美国家的阿根廷，后有东南亚的泰国等，因而酝酿了不同时期的区域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尽管过去的经验模式能带来借鉴，但新的危机却有与众不同之处，凭借单纯的模仿很可能出现宏观政策“水土不服”，反而制造出新的危机，如果缺乏有力的改革支持，同样不大可能推动实质性的改变。这些危机和案例牵涉到国家现代治理的方方面面，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读完本书，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
应对危机的道和术究竟是什么？构建危机应对的常态机制需要长远谋划。“道”的角度或许更像是一种思维、理念和规律，“术”则倾向于方法和策略，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尊重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常识”的宏观政策虽然短期内颇为有效，却仍有可能催生出无法预知的严重后果，比如财政赤字货币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样地，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抉择既要相机行事，更要长远谋划，遵从制度规范，危机过后，更需要总结反思政策的有效性、局限性和持续性。
本文认为，案例分析的方法非常适合危机研究，既可以验证直觉猜想，也可以启发新的认识，还可以就多个正反面案例进行比较。
百年来，全球范围内不论是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危机还是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金融周期波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政策变化和预期波动的写照。
因此，应对危机要做好预期管理、政策储备和制度创新，通过灵活、弹性和及时的政策调整应对跨周期和逆周期的挑战，更好地适应多重危机时代危机、处置复杂风险。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