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5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首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具体而言，下一阶段我们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同时，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全方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已经成为缓解当前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的重要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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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等一系列措施，可能还存在一些堵点，比如：居民收入预期降低，影响消费能力；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影响消费意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抑制了部分政府消费；新的消费场景供给不完善，对消费动机的激发力度不够；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完善，房贷压力仍需进一步降低；提振消费的结构性政策支持力度还需加强，比如区分收入阶层的差别化消费补贴政策等。
提振消费，居民部门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是关键。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微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0.1%，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89.0%、89.2%、93.2%、85.1%，比中国要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新冠疫情后，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至65.9%。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受疫情影响程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更甚，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支出刚性强和收入降幅，消费倾向不降反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会对消费带来较大冲击。
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制约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因素。参考全球主要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的相关政策措施，下一个阶段要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按照麻省理工学院奥利弗·布兰查德教授的跨国研究，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债务的实际利率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广义财政赤字率，并不会造成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和通胀压力。
下一阶段，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我们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国民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的情境下，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等方式，积极有为地、持续性地给予居民部门显著的收入补贴，实质性地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提振消费，释放地方政府的能力和意愿。进一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进一步释放政府消费。从以往的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增长模式来看，按照我们的粗略测算，将2009年-2023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98万亿元（显性、隐性和或有债务等），约占中国2023年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的78%。当然，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的测算过程有很多估算的成分，假设的部分较多，很多地方与实际情况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扩张，将对中国金融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型模式在发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之后逐渐式微。随着土地收入的降低、地方税收压力的显现，地方政府拖欠部分企业的债务累积等，其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地方政府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支出消费中占有20%-30%的比例，进一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释放地方政府消费的能动性，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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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应该增加新的消费场景供给，激发消费动机。除了文化旅游、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新的消费场景创新，人工智能端侧应用正在加速，有望给智能眼镜、智能耳机、可穿戴及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硬件产品带来创新和新的机遇。适度增加人工智能硬件方面和应用场景创造的财政补贴和制度设计创新，有利于中国在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积极鼓励和发挥线下在服务体验和情绪价值提供方面的优势，在消费者端形成正向累积，吸引流量回归线下，实现部分线下消费的困境反转。
继续加大生育补贴，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按照相关学术研究，生育之后的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将有显著提升，生育补贴对经济增长的综合乘数效应达到4.5，将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也将有力缓解中国的人口结构压力。考虑旺盛的潜在需求和政策的积极支持，辅助生殖行业景气度提升可带来的全产业链机遇。检测领域国产基因检测产品逐步丰富，进一步增强国内厂家竞争力。药物领域促排卵药物治疗为辅助生殖重要手段，有望受益于辅助生殖需求增加而放量。医疗服务领域政策出台减小患者支付压力，辅助生殖的消费需求有望快速提升。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家庭消费，年轻化会提高家庭消费、促进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儿童增加带来的教育、玩具、家政、出行等消费需求也将具有新的发展场景。
提振消费，还需要完善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减轻居民房贷压力。更为健全的社保体系有助于居民提高消费率，促进消费质与量的协同增长。具体而言，做好巩固精准扶贫成果和减少相对贫困的衔接，加快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要素参与分配的机会公平性和市场评价的有效性。通过改革完善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措施，修正初次分配结果，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严格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进一步促进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通过城乡消费转换带动居民增收和消费扩大。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资产，让广大农民分享乡村土地、生态等资产升值。
房贷压力也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方面。目前存量房贷总额大约40万亿元，如果按照目前3.3%左右的利率计算，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达1.32万亿元。考虑到贷款期限通常为20年，每年需要偿还的本金也达到2万亿元。粗略估算，居民每年需要向银行支付的总房贷本息达3.32万亿元左右，房贷支出占有房贷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大约为25%-30%。在有房贷压力的居民家庭每个月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资金需要用于偿还房贷，从而限制了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和投资。房贷压力，不仅影响了家庭的生活质量，也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进一步降低1个百分点的房贷利率，将为居民部门节约4000亿元的家庭支出，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提振消费，更多的结构性政策有助于精准有效。增加结构性区分收入阶层的差别化消费补贴政策，将有助于更为精准的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处于高位，基尼系数达到0.465，已经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高收入群体，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的政策效力将显著大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补贴效力。增加结构性区分收入阶层的差别化消费补贴政策，向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倾斜，把有限的政策资源效力更有效的发挥，将是精准的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
粗略假设向6亿中低收入人口发放人均5000元消费补贴，总规模为3万亿元。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中国居民平均水平（65.9%），消费补贴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乘数效应倍数也将高于普通消费补贴的平均水平（3.6倍）。从社会效益来看，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将有助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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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将有效抵御潜在的外部风险。关税一向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大棒。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要对世界各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10%以上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至100%的关税。在新一轮贸易摩擦还没有实施之前，我们预计近两个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可能会重现抢出口现象，2025年中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会有明显压力。为了考察潜在的新一轮贸易摩擦，我们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29个经济体的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我们的模型估计结果以美国对世界各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10%以上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为基准情景，同时，中国将进行必要的反制。按照我们的模型估计，潜在的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中国出口增速约8.1%，按照中国GDP增速对出口增速的综合弹性：0.15测算，将最终拉低中国GDP增速1.2个百分点。
有研究者运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GTAP测算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的经济影响，得出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中国GDP增速约1.6个百分点。也有研究者考虑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认为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中国GDP增速约1个百分点。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将是抵御潜在的外部压力的有力政策。具体而言，房地产相关的耐用消费品景气延续，空调等内需排产回升。日常消费和可选消费方向，伴随国家稳增长、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基本面向上复苏的动能有望增强。新能源车方面，汽车在2025年进入置换高峰期，助推高价值车型占比提升；智能电动化时代，自主车企技术占据优势，有望保持景气向上。
整体而言，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力政策的推动下，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进程已经显著加速。目前可能存在的堵点，主要包括提升居民收入预期的力度，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程度，释放地方政府消费的空间，新的居民消费场景和动机的拓展，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房贷压力的降低，以及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倾斜。
中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从发展阶段、发展优势等方面综合考量，中国发展前景仍长期看好，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有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调控，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相信中国经济一定可以行稳致远，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作者为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