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社会学家们在西方年轻人中发现了一个新现象:末日消费。
具体来说,就是西方年轻人们通过疯狂消费,以缓解对想象中的或实际上的政治、经济、环境灾难的担忧,即把钱花在短期、即时的享受上,而不是为未来存钱。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些西方年轻人把这种做法称为“购物疗法”。
Z世代和千禧一代更易陷入
总部设在美国的在线信用卡市场CreditCards.com 今年2月18日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为了应对“特朗普关税”和另一场大瘟疫,许多美国人都在进行“末日消费”: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明确表示他们是在进行“末日消费”;同样比例的美国受访者说,他们的购物量远远超过平时的主要动因是“特朗普关税”;十分之三的美国人声称,他们超额消费的主要理由是为下一场类似新冠疫情的灾难做准备;而接受调查的42%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正在或将会开始囤积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食品和卫生纸。
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尤其是西欧国家。
专注于个人财务的跨国公司Credit Karma在调查中发现,西方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更有可能陷入“末日消费”,43%的千禧一代和35%的Z世代都承认这一点。
在西方,通常认为千禧一代是出生于1981年至1996年之间的一代人,而Z世代是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之间的一代人。这两代人今年的年龄大约在44岁至13岁之间,属于少年人和中年人之间的群体,我们可以把他们笼统地称之为年轻人,与中国人所说的80后、90后和00后大致相当。
总部设在德国的全球战略咨询公司西蒙顾和(Simon Kucher & Partners)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为了应对种种灾难新闻所导致的“末日恐慌”,2024年Z世代在假日购物上的消费额比前一年增加了21%。
社会学家们指出,这种“末日消费”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在此前经济状况类似于今天的时期,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就没有“末日消费”现象,大多数人,包括年轻人,在那个时候通常会存钱。
近些年来,西方出现了经济下滑、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以及因俄乌冲突、特朗普“二进宫”等政治因素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与核战争阴影,导致所有年龄段的西方人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担忧、焦虑,甚至恐惧。更为敏感、脆弱的西方年轻人,则产生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末日心态,他们似乎不再愿意为遥不可及的买房、成家做财务上的准备,新时代的网上推销与点击购物的无缝衔接,更让他们养成了末日刷刷刷的习惯。
总部设在英国的金融教育初创公司GoHenry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路易斯·希尔(Louise Hill)表示,西方年轻人经常会受到影响而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在网上不断接触到新产品。
根据最新的数据,在西方年轻人网上购物时,时装、护肤品、美容产品和科技产品是最受他们欢迎的商品类别。具体来说,他们网购时最喜欢买的商品,包括戴森牌的Air Wrap(一种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来卷发和造型的美发工具)、Stanley牌的水杯、Skims牌的塑身衣、韩国护肤品、奢侈品包包和运动鞋。
这显然不同于他们父辈为了应对“特朗普关税”和下一场大瘟疫而囤积的生活必需品。
总部设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赛富时(Salesforce)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起千禧一代,Z世代消费者更喜欢通过社交媒体从事网购:64%的Z世代常常使用脸书(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购物,41%的Z世代常常购买社交媒体网红们所推荐的东西。
消费疗伤,网购压惊?
有趣的是,欧美的千禧一代和欧洲的Z世代进行“末日消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父辈更富有,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比父辈更贫穷。
美国商业新闻电视频道CNBC在全球范围调查了4342名成年人,结果发现,只有36.5% 的受调查者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比父母好,而42.8%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比父母差。
伦敦国王商学院金融学高级讲师、前银行家伊尔瓦·贝克斯特伦(Ylva Baeckström)说:“现在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是第一代比父母更穷的人。他们有一种感觉: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父母所取得的成就。”
英国一位TikTok年轻女用户的话,大概说出了许多西方年轻人的心声。她在视频中说:“当上一代人问我,你们年轻人为什么能够买得起我们老一代人都买不起的好东西时,我会告诉他们,因为我们买不起其他东西。如今,买房子或成家对我们来说,如此遥不可及,所以,我们只好预支幻想中的购房首付或孩子零花钱,来购买任何我们能负担得起的东西。”
总部设在美国的Credit Karma发现,在整个西方世界,16%的Z世代受访者对工作保障感到焦虑,23%认为高薪工作太少,21%担心薪酬下降。总体而言,在Z世代和千禧一代这两代受访者中,71%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焦虑。
颇为矛盾的是,这些西方年轻人,似乎越觉得自己穷,越需要通过购物来补偿,这导致了更多的冲动性购物。而那些先买后付的APP如今在西方年轻人中越来越受欢迎,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末日消费”。
尽管欧美的千禧一代和欧洲的Z世代比他们父母那一辈人更穷,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更焦虑,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花钱时大手大脚。
美国哈佛大学今年2月中旬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与他们的父母相比较,Z世代和千禧一代更有可能在任何食物标签上的日期之前就把尚未变质的食品扔掉,不管标签上的日期是“最佳食用日期”(best before)、“此日期前食用”(use by),还是“展示至日期”(display until)。
哈佛大学法学院进行的这项研究访问了2000人,发现Z世代和千禧一代往往在“最佳食用日期”(best before)之前就扔掉食品,尽管这是食品质量日期,而非食品安全日期。相比之下,中老年人则更善于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决定是否扔掉食品,他们往往采用那些经过验证的方法来决定食物的去留,例如闻一闻牛奶是否已经发馊。
据估计,仅仅在英国,每年就有1000万吨食物被扔掉,其中大部分食物是在仍然可以食用的情况下被丢弃的。
欧美:先趋同,后分道
研究表明,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体现在欧美两地的千禧一代亦步亦趋和Z世代渐行渐远上。
对千禧一代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他们的成年初期,都是在薪酬增长疲软或停滞以及住房拥有率暴跌的背景下度过的。
过去一个世纪中,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整个西方世界的绝对向上流动性(即刨除通胀因素后,某一代人在同龄时比父母一代挣钱更多的程度)不断下降。在美国,1985年出生的人到30岁时,他们的平均收入仅仅比父母在同龄时高出几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50年代出生的人到30岁时,他们的平均收入却比父母在同龄时高出50%到60%。在西欧(包括英国和欧陆西部),千禧一代的生活水平年增长率也低于1%。
有人说,在北大西洋两岸,千禧一代可能都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上最不幸的一代人。
但其实,西欧的Z世代遭遇更惨: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同龄时的父母。
而美国的Z世代,却开始走上了与西欧同辈人不同的道路:在英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Z世代的生活水平不仅停滞不前,而且在下降;但在美国,所有迹象表明,持续数十年的代际经济进步放缓的现象不仅停止了,而且开始逆转。20世纪90年代末出生的Z世代进入成年以来,美国的生活水平平均每年增长2.5%,这不仅赋予了这一代人比千禧一代更多的向上流动性,还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年轻的婴儿潮一代在同龄时提高得更快。此外,Z世代的美国人在住房阶梯上的攀升速度,也超过了千禧一代。
这种差别,在“同文同种”的美国和英国,对比更为刺目。
英国的Z世代如今面临着特别大的生活压力:在薪酬增长乏力、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十年之后,他们最近几年又面临着生活成本危机。
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的分析师莫莉·布鲁姆(Molly Broome)指出:“更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生育率和家庭组建产生了真正的负面影响。这让英国年轻人很难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官方数据显示,如今大多数英国人会在30多岁时结婚,几乎比他们祖父母那一辈人晚了10年;今天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4岁,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年龄;而20多岁英国女性的生育率,则下降到自1964年开始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可悲的是,某些英国年轻人却用“末日消费”的方法,用提前支取未来“购房首付”和“子女零花钱”的方法,补偿或“治疗”自己对经济不安全感的恐惧和焦虑。
根据GoHenry的数据,2022 年,英国Z世代在网上市场Vinted上花费了逾76万英镑;他们还在循环时尚网站Depop上花费了近64万英镑,比2021年增长了 78%。
到了2023年和2024年,这种现象更是有增无减。
尽管北大西洋两岸的Z世代在生活水平上渐行渐远,但这并没有压抑英国和欧陆西部Z世代“末日消费”的激情。咨询公司麦肯锡曾有一份报告,谈及欧美两地年轻人的“末日消费”:“虽然一些欧洲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下降,但接受调查的消费者中约有37%仍然计划大肆挥霍。在西欧,德国消费者的挥霍意愿最高,英国消费者的挥霍意愿最低。但与美国消费者一样,欧洲Z世代表现出了最高的挥霍兴趣。在犒劳自己方面,旅行、外出就餐和时尚是欧洲消费者最感兴趣的三大消费类别。”
不过,欧美两地Z世代“末日消费”的区别也许是:这一代美国青少年是信心十足地消费,而彼岸的同辈欧洲青少年却是心虚胆颤地消费。
(作者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作者微信公众号:魏城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