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此《繁花》与彼《繁花》

作为金宇澄小说《繁花》的原作迷，看完王家卫剧集版后内心复杂。

剧版《繁花》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像极了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也是大家臆想中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剧集剪出一幅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图景——九十年代沪上风云际会生意场、弄潮儿女的起伏人生，和改革开放的浪漫传奇。按当下的胃口，专门煮了一碗“阿宝泡饭”，告诉你商战是怎么打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

但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只是当年上海非常小的一个局部。同样是九十年代，原著《繁花》反映的是当年更全局的上海和更残酷的真实，不仅写尽了狡诈与智慧并存的中国市井，也揭开布帘，让你直击娱乐场所里的觥筹交错，交际蝴蝶浮躁飞扬，贪官奸商你方唱罢我登场。把那段历史、社会和人生原样摊开，看不看、怎么看，是你的事。金宇澄“不响”，可能也“不想”，他只是记录了而已。

原著和剧集中的九十年代，一个被批判，一个被歌颂，似乎是两个平行世界。虽说原著和剧集的结局都是离别，“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但一个是繁花散尽，一个却是冬去春来，各路花朵在自己的枝杈上依旧继续盛开。

合上书本，关掉电视，闭上眼睛，似乎能看到一幅中国经济版《清明上河图》。如果把原著和电视剧合二为一，我们似乎就看到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整幅画卷，似乎也看到了困惑我们几年之久的答案：谁缔造了中国经济的“繁花”？中国经济的活力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从哪里寻找信心？

02 《繁花》中的“门缝精神”

徐斌教授曾讲到“门缝理论”：尽管中国政府对经济把控得相当严，而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政府便会紧张，并迅速察觉到唯有松绑才是维持增长的良方。于是便会松开一些权力的闸门，让经济的活力得以释放，恢复正常甚至再次爆发。几十年来，或紧或松：经济下滑，政府松绑，经济过热，权力扩张——但只要发展经济依然是中心，两种情况便轮替出现，使得“门缝”逐年加宽。

此理论会给我们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活力仿若地底的岩浆，总有冲破地壳的力量。但岩浆是喷薄而出，还是缓缓流淌，或是处于沉寂，一滴也流不出，完全取决于火山口的状态——是放松还是紧闭。所以“门缝精神”似乎可以有另一种诠释：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大到足以在经济体系中找到任何缝隙以求生存和发展，岩浆般的渴望，总在寻找释放的机会。

原著和剧集版《繁花》中的人物：绍兴阿婆、玲子、汪小姐、小毛、李李和陶陶等，虽然各自承载不同的命运与故事，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在不停地探寻生活的缝隙，找光亮。他们的故事便是中国人“门缝精神”的生动映射，也是中国经济希望所在。

［ 绍兴阿婆 ］

底层的隐忍与契约精神

绍兴阿婆是那个年代古风的遗存，现在是不会再有了，真所谓人心不古。阿婆是蓓蒂家的保姆，是一辈子住家的忠诚成员，把主人家的利益看得重于自己的利益，却不僭越自己的地位。在那个物资短缺和收入拮据的年代，蓓蒂家虽有过去的底子，但不注意节流，终究也会坐吃山空。作为保姆，阿婆每天早晨去菜场买菜都是精打细算。小说中说“小菜越来越难买”，当时上海的供应不富裕，蔬菜却不至于难买，只是量少品种少，富裕人家买起来也是紧巴巴的，所以一片叶子都舍不得喂兔子。这方面，对小主人也没什么客气的，但内心还是宠着小主人。

阿婆就是中国底层民众的映像，坚强隐忍，把“无论如何都要活着”刻在了基因里。中国人为生存，会想尽一切办法，谚语有好死不如赖活。“生存”两个字深植骨髓，只要有此基因在身，便不会放弃。

然而在绍兴阿婆身上，还有一种和生存同等重要的契约精神。阿婆没有慷慨悲壮，却有侠风意气，蓓蒂去黄浦江，她也去了。契约精神并不只存于商业合约中，每一个人在社会中同时扮演着不同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需要有分寸和边界，这与社会地位无关。这种分寸不需要一纸白字黑字。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分寸和边界，才会有真正的契约精神，才会平稳有序。

［ 夜东京四人组 ］

市民的奋斗

中国小市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完整体现在了“夜东京四人组”中。

玲子在进贤路开私营小饭馆，凌红倒卖首饰，葛老师收租，而陶陶则是弄堂中的油滑商人、不断变换跑道的小生意人。每个人都像个舵手，一刻不停，奋力折腾；相互贪着小便宜，却又能彼此扶持。他们的故事，内核是普通人生计的变迁和对机遇的捉摸。

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商贸发展，流动人口增加，吃穿住行需求增加,机会首先出现在餐饮行业以及食材的倒卖，被“玲子们”和“陶陶们”一把抓住。彼时餐旅行业有涉外限制，只有被定为“涉外”的饭店和旅馆才能接待外宾。随着八十年代后期外向型经济发展，规定自然消亡，一些人便开始在涉外旅馆周围开设更便宜、菜品更丰富的高档餐馆，招揽住店外宾的生意，如电视剧中“重生”后的玲子。当年上海的进贤路、长乐路、巨鹿路，慢慢开始聚起最早的“小资本主义饭店”——从改善伙食只能靠国营饭店和粮票，到允许在小马路上开私人饭店，是一项不得了的革新。

而这些时代门缝中溢出的大小机会，都会被中国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抓住。这在陶陶身上有最生动的体现：从菜场小贩到“醒宝”香烟代理，从蟹摊老板到运营小旅馆、倒卖DVD，精通如何搞到订单，如何给权力者打造应景礼单——每次转变都是重新投注，永远躺不平。小市民们改善生活的欲望能催生出一种奇怪的“奋斗精神”，就像经济的充电宝，只要还能看到光亮，总会想办法“充能”。

［ 27号和汪小姐 ］

体制内外寻码头

改革开放之前，只有少数城市中的国营外贸公司能开展对外贸易。八十年代起，权力开始下放，许多个体商人如宝总一般，开始利用机会，通过国营公司出口商品。他们拉关系拿订单，钻体制的缝隙，不仅要搞定公司的业务员和领导以确保业务顺利，还要巧妙地利用如纺织品出口配额这样的市场缝隙来赚钱。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贸经营权全面开放，挂靠国营经营外贸这一行当就基本式微了。说来也是讽刺，各种限制约束越多，给市场的障碍就越多，但也正因为各种通道被塞，有了堵点，才就有了缝隙，也就有了“钻营”的机会，各种精彩戏码由此生成。

体制外的人无孔不入地钻营，体制内的人也看到了下海门缝中的机会。剧中的汪小姐就是下海成功的明星——最后的深圳一搏成功了。这一成功，对她的人生是决定性的，不仅如剧中成了自己的码头，更重要的是时点妙——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外滩27号的垄断优势很快就没有了，即使还在27号，汪小姐也不再是“汪小姐”。当年许多专业外贸公司，都迅速转型做其他业务。外贸公司第一个上市的浙江服装进出口公司——中大集团，现在早已是中大物产集团，不再是外贸公司。当年外贸公司的汪小姐、梅萍们要么转型，要么到企业做外贸，还有少数利用原有资源自开公司做外贸，当年风光不再。

但是，汪小姐这一次的成功，不能不说是偶然的，这一搏恰恰遇到了中国历史性的汇率体制改革：1994年1月1日，国家宣布外汇并轨，外汇差价成为历史，人民币汇率对美元贬值，汪小姐的单子一夜之间由负转正。十年后的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体制再次迎来重大改革，这次却是反过来，人民币汇率上升。以后几年，许多出口企业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真所谓时也，势也，运也！

许多企业家却喜欢把时运当能力，总惦记着机遇的缝隙，殊不知历史也是掷骰子的。中国版的“大时代”，企业家们或成为一集的主角，或沦为配角，甚至有的直接被剧本划掉。但寻找时代机遇的缝隙，似乎是中国商界的全民运动，每个人都想在历史的大墙上钻个洞，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 从范总到强总 ］

从企业家到金融资本游戏

剧集中以范总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和以强总为代表的资本大鳄们，在原著中并无体现，他们是把中国经济推上快车道的关键助推器。

和宝总交集的一群浙江老板，从宁波老法师爷叔、杭州针织厂长范总、海宁皮草少爷魏总、生意失利的小宁波和高仿三羊牌后走向代工的诸暨麻老板，都是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映像，也曾成功地让世界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多元化的活力；而强总们则精于资本运作，引领并购潮。他们都是曾在经济转型期间抓住机遇、乘风破浪的群体。回看这四十多年企业家的沉沉浮浮，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桶金往往是偶然，有时甚至是“瞎猫碰到死老鼠”。现在光彩夺目的企业家们，大多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故事的。

阿宝从外贸和股票起家的，毫无疑问与时代有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有那样的外贸模式和炒股方式。算起来，阿宝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波企业家；第一波是摆地摊、搞长途贩运、搞生产的。当时最著名的是海盐步鑫生，时代潮起时的弄潮儿，但很快就被时代大潮所淹没。他脑子灵活，有胆量，借鉴港台服装潮流，生产最新样式的衬衫，把个暮气沉沉的校办工厂搞得风生水起。但他只是一个裁缝，有胆量冲破蓝、灰、白色的束缚，却没有进一步的创新能力和经营能力，很快被后起的范总们超越了。

但紧接着，我们就见证了范总们这些传统商业积累的企业家，如何被强总们这些擅长资本和金融游戏的金融资本企业家所盖过。也见识到了杠杆和债务的惊人力量和破坏力。

爷叔“三只皮夹子”理论有分教：“第一只皮夹子”是自己有多少钱，即做生意必须有一定本钱。“第二只皮夹子”是别人觉得你有多少钱，即做生意需要一定声势，让对手愿意与你做生意。“第三只皮夹子”是你能调动的资源或别人的钱，就是加杠杆，这取决于别人对你信誉和能力的信任。纵观当今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无一不与有效运用杠杆有关。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惨烈失败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往往卒于过度杠杆。这些年，我们看到许多企业金融产品爆雷——细观这些企业的发展，会发现它们都曾尝到高杠杆的甜头，也都因高杠杆而崩盘。

临近剧尾，爷叔抛下一句：“我在做黄浦江的事，你却在搞苏州河的勾当”，悲壮地离开了和平饭店。传统产业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何尝不像错综复杂的水道，只有不断疏通调整，以确保畅通无阻，才能直通大海。这不仅是经济调节，更是与人性的周旋。

传统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就像是一条需要精心维护的水道，又何尝不需要下一代企业家们的远见卓识？

03 一部《繁花》，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一路摸爬滚打的脚印，也隐约望见了前方的光亮。

阿宝、爷叔、李李、强总、汪小姐、魏总等可算一个层级；玲子、菱红、葛老师、陶陶等是另一个层级；而小江西三姐妹和原著中的小毛又是一个层级。表面看，经济社会中的不同层级，眼界、格局、命运大不相同；但仔细感受，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几乎是一样的——都渴望人生的成功，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成功、琢磨着如何达至成功并采取行动；都有欲望、有嫉妒、有憎恶也有关爱。每一朵“繁花”背后，都有忽隐忽现的烦忧。

那些得意者，如玲子、汪小姐、李李、范总、魏总都实现了自己意义上的成功。阿宝与爷叔的组合，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逢凶化吉、无往不胜，前路繁花似锦。片尾，阿宝的旁白赞美了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完全正确。不是那个时代，不会有这样的精彩，爷叔集聚的一身能量只是到这个时代才爆发出来。但即使以爷叔的能量，最后也还是黯然离开阿宝——这是一个经典而古老的话题：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时代开给他们的“缝隙”更大，还是自己能力过人？

而那几个同样聪明而努力的失败者、失意者，如底层奋斗的小江西三姐妹、下岗工人小毛，却是时代波澜壮阔所付出的代价。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文件就能岁月静好，繁花似锦的，转型中的各种摩擦往往带来波折与动荡，也不可避免给一些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损失。和改革开放同时出现在时代字典中的，还有下岗工人这个名词。但无论何种逆境中，绍兴阿婆的“活着”基因总会开始发挥作用，三姐妹散财后重开小餐馆，小毛下岗后做门卫、和别人假结婚、变身股市散户——无论如何，放弃依然是最后选项。

和当下现实有些许呼应的是：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我们遭遇了苏东剧变，西方制裁，国内也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方向产生怀疑，整个经济处于低迷期。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缝隙”从天而降，群众积蓄的能量瞬间喷薄而出，真可说到处是机会，遍地是黄金，中国人的收入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这就是黄河路的时代背景，中国人“门缝精神”的最高光时刻。

没有得意与失意，便不会有“繁花”。整个国家的经济故事亦是如此，怀着烦忧期盼繁荣，跌跌撞撞创造希望。但也许，只要人心不灭，便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