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文/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兼前院长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上台正值结构和技术快速变革之际，而该变革是由三项趋势驱动的：首先，新冠疫情、新战争、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冲击持续在全球经济中回荡；其次，更广泛的长期趋势继续抑制经济增长并带来新的通胀压力；最后，科技突破正在改变从数字服务、生物技术到能源的众多领域。
而上述趋势的应对措施正极大改变全球商业和政策环境。韧性和国家安全已成重中之重；供应网络正在迅速演变；通胀在30年来首次成为一项重大问题。这一切都发生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
特朗普的一大堆行政命令看似杂乱无章，但政府很可能在推行一项旨在削弱潜在反对力量的庞大战略。特朗普及其政府多次辩称，双边贸易赤字就是某些地方出了问题的信号：美国被占了便宜，一些行业和国家安全受到损害。
基于2023年的数据，对美双边顺差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日本和加拿大。特朗普关税的四个目标经济体（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中国）占据了2023年美国总贸易逆差的66%，加上日本和越南则为83%。“解放日”（4月2日）关税与针对那些大额逆差贸易伙伴的做法大体一致。中国、欧盟、越南和日本的新附加关税税率分别为34%、20%、46%和24%，而加拿大和墨西哥暂时另行处理，同时对汽车、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但关税针对的远不止那些与美国有巨额逆差的贸易伙伴，政府对美贸易逆差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施加了10%的普遍关税。
金融市场当即作出反应。4月2日后的两个交易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跌了5万亿美元市值，跌幅约10%。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继续呈下降趋势，美国以外的市场也出现下跌。随着市场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加深，人们对经济衰退的预期也在增加。
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美国和那些受美国需求影响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美国经济约占全球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6%，这种给该国经济筑起围栏的行为将对整个体系造成巨大冲击。虽然其他国家都将面临输美产品关税的问题，但各国受影响程度不一：中国中等，越南相当高，墨西哥、加拿大则非常高。幸运的是，其他国家仍可向另外一些国家销售产品，而且市场规模也不小。
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将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企业在试图进入外部市场时也可能面临更高的“对等”关税，而主要国家可能会限制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换句话说，虽然关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造成的损害将是广泛而多样的，但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美国经济，因为它正日益孤立于全球经济其他部分。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认为关税会催生贸易再平衡，或者出台关税的目的是促使贸易伙伴和企业将生产和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特朗普支持外国直接投资，认为这是支持其赤字和就业议程的一种方式，而关税大概是另一种附加激励措施。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政府的诊断和处方，其目标都是明确的：改变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使其有利于美国国内的投资和就业。但由于美国债券和股票在全球的吸引力以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一议程面临强大阻力。除非美国有意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吸引力，否则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不太可能改变。
毕竟目前的体系并没有看似可行的替代方案。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需要不断扩大的货币基础才能运转。与其减少1万亿美元的贸易赤字，美国更可能在各国间重新分配赤字，而这可能不会引发特朗普所设想的那种国内结构调整。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有应对这一挑战的战略，那么它还没透露是什么战略。但如果认为调整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就足以让美国工人受益，就大错特错了。还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而忽视这些力量的政策制定者将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