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变局加速演进。当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几欲隔绝全球贸易之际，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供应链也在悄然形成。
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二战以来，全球制造业经过多次转移，逐步形成了以“三大中心”为主导、“四大梯队”相互依赖协同的供应链格局。当前，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博弈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重塑，在这一过程中，全球供应链的分工、布局、形态、要素、模式和竞争态势均将发生调整和改变。
关税战促使全球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深度博弈与重构。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供应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究竟该如何突破重围，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成为政府与企业亟待直面的难题。近日，《数字化供应链实战》作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京东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席教授赵先德接受了《财经》的专访，深度解读了数智时代企业转型升级与供应链创新的新途径，并从供应链全局视角，分析了关税战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冲击和趋势影响。
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多中心”重构趋势加速
《财经》：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是否有助于美所期望的发挥关税调节经济的职能，使得制造业回流美国呢？对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布局有什么影响？
赵先德：回流，不太可能。美国制造业回流需要克服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老旧及产业配套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靠简单粗暴的关税政策就能解决的，甚至加关税会适得其反。具体分高端和中低端制造两种情况来看：
对于一些高端或高价值链环节的制造业，由于它们相对符合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如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创业创新氛围等），通过特定产业/行业的针对性扶持政策和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可以促进其部分回流。但这些回流的制造业需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供应商紧密合作。换言之，其实际生产力和竞争优势建立在全球供应链体系畅通的基础上。特朗普通过加关税来倒逼而非通过产业政策正向引导的做法，使得即便高端制造回流，也会因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正常运转被破坏而难以施展能力。
对于美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在美国本土制造成本高、供应链不完善等条件下，基本不具备回流的可行性。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征差异化关税的做法，只会倒逼企业从高成本（综合考虑关税、制造等成本）的区位向低成本的区位转移，而非回到美国。
所以说，假设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持续的，预计会加速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多中心”的重构趋势。新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格局总体上是对两类指标的再平衡：一类是成本、质量、效率等传统绩效指标，一类是越来越被重视的速度、韧性、安全等风险应对指标。即使没有特朗普这个因素，以上趋势也成立。但短期来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冲击，打乱了上述重构的正常节奏，可以预期全球供应链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紊乱。
《财经》：本轮美对华加征关税的幅度相对更大、落地更快，转出口等渠道也明显受限。您预计2025年或者未来几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趋势将如何走？
赵先德：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变化自特朗普1.0时代的贸易战就已经开始。美国从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国降为第三，中国从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降为第三，彼此的直接依赖度都在降低。另外，中国对欧盟、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对东盟、一带一路国家、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墨西哥及拉美国家的出口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构建亚洲区域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可能性
《财经》：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攻势也加速了中国建立全球新贸易圈的机会。
赵先德：本轮美对华加征关税会进一步推动上述结构变化趋势。转出口等渠道的受限预计会对东盟、墨西哥及拉美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形成冲击，中间品出口受到的影响则相对小一些。长期来看，简单转口贸易到美国的做法是难以持续的，中国企业需要在传统的转口贸易国进行更深度的供应链布局，通过增加当地的价值链占比来应对挑战，以及拓展美国之外的消费市场来消化产能。
特朗普的新关税政策客观上给中国提供了与韩国、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深化合作的机会，但此机会不完全出自中国的市场潜力，也不局限于更紧密的贸易关系。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仍以投资和出口为主，消费市场难以迅速扩大（且面临消化中国自身产能的压力，对海外进口的需求更难迅速扩大）。但中国可以通过产能和供应链的出海，为上述各国的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
一方面，中国品牌通过在当地建厂、与当地销售与服务网络合作，能够更准确和快速地响应当地消费者需求，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另一方面，当地的上游供应链资源也可以从中获益，通过与中国品牌合作“组链”来获得订单和制造能力的提升。
事实上，在特朗普本轮干扰之前，中国产能和供应链出海的趋势就已经十分明显，我认为这是中国自身发展、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影响力的内在需求。上述各国乃至更多国家和地区，都将从中国由“世界工厂”发展为“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者”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共赢机会。
《财经》：“对等关税”政策对亚洲区域供应链一体化发展或许是“催化剂”。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地理临近，国家文化具有相似性，且贸易投资联系紧密，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最密集、产品最多元化的区域生产网络。况且，中日韩和东盟各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不同阶段，彼此产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未来这个区域供应链将更加紧密，还是分化？
赵先德：亚洲区域供应链的协同发展符合区域内各方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多赢局面。如前所述，在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多中心”的新格局下，中日韩、东盟各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需要重新平衡供应链的传统（如成本和效率）和新兴（如速度和韧性）指标，而区域供应链一体化发展能够实现这点。放眼全球，这可能是现代工业门类和制造能力最齐全、各层次劳动力综合素质最高、相关基础设施最完善、同时兼具很大消费潜力和技术创新潜力的一个区域。因此，我认为这个区域的供应链最终将更加紧密。
举一个海尔在越南的例子。海尔在早年收购日本三洋的基础上成立子品牌AQUA（子公司为AQUA株式会社），在越南，AQUA针对越南消费者喜欢日本设计的特点，在营销端通过本土化的营销活动，在越南消费者心中植入AQUA=日本设计+中国制造+当地服务的理念，使越南人觉得AQUA的产品是整合了不同国家优势资源的好产品。在实际运营上，AQUA通过当地合作伙伴洞察消费者需求，结合海尔的研发能力和日本团队的工业设计能力对产品做当地化改进，在当地建立海尔标准的数字化、模块化生产线和实施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体系，采购端则结合国内的供应商和越南当地的供应商，在保证品控的基础上降本。目前，AQUA已经是当地市场份额最高的品牌。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东亚/东南亚区域供应链资源整合的力量。
但这里面也存在变数，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干预，短期内的多方博弈预计将不可避免，可能需要一个曲折的过程来实现区域供应链的整合与协同创新。
出海企业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变局
《财经》：对于那些在过去三年跨越太平洋，为了躲过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而前来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企业，特朗普关税下，从事“墨西哥制造”的中企何去何从？
赵先德：只是为了躲避关税而去海外建厂，本身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从发展供应链的角度，海外建厂主要出于几个逻辑：1）提高对当地或区域内的客户/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2）开发和利用当地或区域内具备比较优势的供应链特定环节的资源，通过供应链分散来提高抗风险能力；3）降低供应链的综合成本；4）树立国际化品牌形象，提升长期竞争力。本质上是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的一个方式。
对于已经在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企业，应考虑将其作为海外供应链的起点，从更高的视角来推动发展，具体有两个方向的建议：
第一，对于美国市场，简单的组装工厂模式已经行不通，可能只有通过提高当地化比例来满足USMCA的原产地规则，比如提高当地原材料采购比例，联合当地企业建立合资品牌等。第二，有数据显示墨西哥本土消费市场规模达1.4万亿美元，在更广泛的拉美地区则有5亿消费者，如前面海尔越南的例子，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墨西哥建厂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当地或区域内的研产销生态，来服务当地或区域内的消费者。
当然，做好以上两点对于海外经验相对欠缺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不容易。短期来看，这些企业需要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来帮助其度过难关。长期来看，中国的链主企业和一些半官方服务机构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参考当年日本企业依托“产商融”模式抱团出海、特别是日本汽车业在墨西哥进行全产业链布局的例子，来帮助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财经》：目前全球制造业大国以及能源、资源供给国之间形成了高度依赖的梯队型国际分工格局。一是美国主导的制造业科技创新梯队。美国在制造业研发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其制造业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二是欧盟和日本主导的高端制造业梯队。三是中国及东南亚等国家主导的中低端制造业梯队。四是资源输出国主导的原材料梯队。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非洲、拉美等地区在石油、矿产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如今这样的格局还能维持多久？
赵先德：这要分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
在宏观层面，国际分工作为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我认为是长期成立的。不同区位有不同区位的比较优势，适合从事不同的产业和供应链环节，全球供应链的“组链”本质上也正是对不同区位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化组合。特朗普的新关税政策会带来干扰，破坏当前最优的一些链路，但次优的链路仍会形成并不断优化，国际分工与全球供应链协作的大逻辑不会变。
在微观层面，我更主张从供应链或价值链环节的视角来看国际分工，而不是教条地看谁是高端制造，谁是中低端制造。当前国际分工中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的角色变化。一是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枢地位的强化，表现中间品贸易占全球比重的持续攀升。二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延伸，表现为技术研发和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以上变化意味着中国有机会在一些行业或区域扮演链主角色（具体由企业或产业集群所承担），除自身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外，也会通过主导技术标准、创新共赢机制等方式来协调端到端链条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利益，大家共同合作，为某个区域内的消费者创造价值。而制造业的梯度之争，将被链主和链主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取代。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演变为中美各自主导的端到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数字化+供应链特定环节”提升跨境整合能力
《财经》：数字经济正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结构的关键力量。您书中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制造业企业加速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您预测，数字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集群，将如何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
赵先德：全球供应链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数字化的基础，更确切说是基于数字化的端到端整合与创新能力，我将其称为现代供应链管理的底层能力。
端到端整合意味着制造业企业需要超越“智能制造=各类先进软硬件技术在制造环节的应用”的片面理解，建立包括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上游各级供应商，下游渠道和终端用户，以及其他合作资源和能力方在内的全局思维，通过结合数字化技术与流程再造，打通不同组织和部门的信息和数据，再基于数据的集成与分析制定协同的计划，以及优化不同环节的具体决策。
《财经》：本质上，是要让数字化从单方面改进制造，到驱动多个环节和参与方的整体优化？
赵先德：创新意味着制造业企业需要超越“供应链=降本提质增效”的片面理解，意识到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创新的来源，进而通过上下游的合作与学习来推动产品、服务乃至商业模式的创新，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
在全球化布局的过程中，具备以上能力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往往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基于需求设计研发创新的产品，做精准的营销；同时能够更好地整合国内与海外的资源，把别人和自己企业的流程整合的更好。特别是当例外事件发生时能够被迅速识别，并转化为端到端各环节的快速调整和应对。刚才说的海尔在越南的例子，其实现基础之一就是海尔依托数字化技术和端到端流程架构所建立的，包括全球不同区位和供应链环节在内的，可按需整合、灵活组链的模块化资源池。这是值得中国制造业同仁借鉴的。
此外，本轮中国制造业出海也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机会。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目前还比较低，很多中国企业不愿意为服务付费。但在出海趋势下，那些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进入相对陌生的区位、建立跨境端到端整合能力的“数字化+供应链特定环节”的服务有望得到更多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