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2024新经济研修班”结业仪式暨“新增长模式与产业创新主题论坛”在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举办。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做了“从规模经济到创新经济”的发言，彭文生在发言中指出，创新受多种因素影响，但一个关键因素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不仅靠市场经济机制，也需要政策来干预来纠正一些外部性。他以绿色经济与人工智能两大产业为例，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规模经济的特点，并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地缘经济与需求不足的挑战。中国有规模经济的优势，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通过政策支持绿色发展和科技研发，同时改善收入分配，调节货币投放渠道，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以提振需求应对挑战。
以下为发言全文：
如何理解新经济？我将从宏观角度讲一下中国的独特优势——规模经济。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光是人口，中国的经济体量也非常大。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下行的压力，例如房地产、债务、关税等问题。怎么理解中国未来的增长点？
经济为什么增长或者不增长？
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一是供给端，一是需求端。从供给侧看，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规模经济。在农业时代，很难实现大规模生产，增加土地耕种面积不能增加单位产量，甚至可能单位产量是下降的，因为一般是先去耕种比较肥沃、交通比较便利的土地；后面扩大耕种面积，一般都是交通比较偏远、贫瘠的土地，单位产出是下降的。工业经济可以通过增加规模来实现单位成本下降，每单位投入产出上升，这是很大的区别。
规模经济怎么来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讲国家财富是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带来的，通过分工和贸易，每个人做擅长的事情，细分赛道规模做大，一些固定成本，如产房、机器设备，今天的一些IT成本、采购成本，都可以分摊。技术工人做同一件事情做多了，生产效率也会提升，进而可以创新。当然，光靠简单的静态规模经济还不够，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我们今天还在蒸汽机时代，生产再多蒸汽机也不能实现像今天这样的生产水平，所以根本的还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怎么来的？早期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技术进步是外生，有些人就喜欢做研发、做研究，技术进步好像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技术进步是一种偶然的事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能够追赶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虽然走在前面，但它进一步新的技术创新是不确定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这个技术路径是比较清晰的，所以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的发展，有个收敛的效应，就是发展中国家能够追赶发达国家，所以战后东亚经济体的增长、中国改革开放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1980年代开始的内生增长模型，强调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结果。什么样的人类经济活动能够促进创新？当然有多种因素，如制度环境等。但是从基本面来讲，根本的因素就是规模经济——人口多，人力资本多，创新能力就强；经济体量大，研发投入的资源就多，创新能力也就强；市场规模大，创新的回报率就高，所以有更大的动力去做创新。所以内生增长模型强调的是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在技术创新上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个是大国比小国有优势，大国应该比小国增长更快，更富裕。假设其他因素如制度环境都一样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有优势。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不容易，因为它在前面，首先实现了技术创新，进而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有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越来越困难。
这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人类社会面临第二次大分流。第一次大分流是西方工业革命甩开中国和亚洲，二战后东亚经济体追赶发达国家是大收敛。现在人类社会可能进入第二次大分流，因为过去这些年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似乎都是在大国发生的——科技创新在美国，产业创新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和相对小一点的经济体似乎没什么机会。这是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
但是规模经济不一定是自动发生的，《国富论》里讲“看不见的手”，是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的时候，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有时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能不是一致的，后面周老师讲的绿色经济就是一个例子。污染排放，收益是自己的，排放的污染物社会承担；碳排放，收益是自己的，危害的是全球，所以在有些情形下光靠市场经济机制是不行的，需要政策来干预，纠正这种所谓的外部性。以上是供给侧。
从需求侧来看，生产体量很大，没有需求也不行，需求不足意味资源没有充分利用，或者说规模经济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历史上，市场经济在不同阶段都经历过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现在也面临着需求不足的问题。需求不足可能有很多原因，如房地产泡沫破了等。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讲，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
一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看，就是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大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群没有能力消费，不是说不乐意消费，是没有钱消费。针对这个问题，政策含义很清楚，就是要促进共同富裕，西方国家叫包容性增长。战后西方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救济、医疗保障等。
二是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学看，除了财富差距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有异化的作用，就是“合成谬误”。个体行为是理性的，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时候减少消费支出，持有货币，不愿意持有风险资产，不愿意买股票，不愿意买房子，对个人来讲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是这种理性的行为加总起来，经济就麻烦了。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凯恩斯提出要增加货币供给，把利率降下来，降低大家存钱的动力，同时中央银行增加货币。这就是宏观调控。
所以针对需求不足，根本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共同富裕，二是加强宏观调控。总体就这样一个宏观框架。
怎么理解经济增长？下面我想就几个方面分享一些观点。
绿色产业
中国的绿色产业非常成功，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八成，电车市场份额大概占全球六成。欧洲、美国指责中国政府补贴、产能过剩等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绿色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是重大的贡献，对全球效率提升是重大的贡献。光伏、电池技术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不是中国发明的，我们是做了产业创新。但产业创新为什么在中国能做起来？两个根本性原因，一个是中国的规模经济，一个是政府补贴的促进作用，而且政府补贴是合理的。怎么理解它对经济的贡献？
第一，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化石能源类似农业土地，要么有要么没有，不能通过制造业生产。采矿业一般都是开采成本比较低的，比较容易的地方，后面才是深挖，成本就增加了，是典型的规模不经济。随着规模扩大，生产成本上升了，所以很难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很难让石油成本变得很低。
但是绿色能源不一样，它是制造出来的，像光伏的发电成本里，设备成本占80%。而化石能源发电方面，天然气设备成本只占20%，煤炭40%，剩下的是原料成本，原料成本是开采业，开采业规模不经济，很难提高效率。所以绿色能源是中国对人类社会重大的贡献。去年我们跟能源基金会一起在欧洲做智库交流就讲了这个观点，不要指责中国，中国是对全球做出重大贡献的。从一个规模不经济的能源渠道到了一个规模经济的能源渠道，这是非常大的变革。
第二，从垄断到竞争。化石能源是天然的垄断行业，挖煤矿、石油开采，可能要跟三教九流打交道，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国际上也是垄断的，如国际组织欧派克，油价太低了，石油生产国坐下来谈一谈，通过减少产量把油价提起来。无法想象光伏生产商或者汽车生产商说“现在价格太低了，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提高价格”，你不生产别人会生产。能源供给从垄断到竞争，这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竞争，中国经济内卷，内卷有不好的一面，但内卷就是竞争，能提高效率，促进创新，这是中国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小型经济体想内卷也内卷不起来。当然它改变了市场竞争和国际贸易格局，地缘政治下有争议，但抛开政治因素，从基本面来讲是一个重大贡献。
这不是自动发生的，作为一个新的产业，从零开始，到形成规模和商业可行性，中间可能是亏损的。个体公司不愿意做，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所以政府补贴是合理的。中国人要理直气壮地讲出来——新兴产业就要补贴。其实西方国家也在向我们学习搞补贴，因为经济学的逻辑是一致的，规模从零到实现利润中间是有亏损的，单靠市场经济是实现不了。
过去这二三十年，全球绿色产业有两个大的模式，欧盟是在需求侧通过碳市场提高碳排放成本，降低化石能源的需求，这是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中国是另外一个模式，从供给侧促进新能源的供给，通过补贴和监管政策，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这两个都是纠正外部性，一个是纠正不好的外部性，一个是促进科技创新的正外部性。科技和产业创新，投入是自己的，收益外溢整个社会，个体没有动力做足够的投入，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结果很明显，中国在绿色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欧盟的模式不是那么成功。
现在还有些欧洲人仍然认为碳排放市场这个路径是对的。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欧洲的模式是有问题的，碳排放、碳交易市场实现不了，开始认可中国的模式。中国新能源的装机量比例持续上升，碳交易市场的价格相比欧盟是持续下降的。
特朗普政府现在要回归化石能源，短期可能会有些影响，美国毕竟是第一大经济体，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是绿色转型涉及规模经济促进创新，从垄断到竞争，这个基础逻辑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对未来的绿色产业发展应该是有信心的。
人工智能产业
人工智能是另一个规模经济促进创新的例子。我们中金研究院去年发了一篇报告，叫《AI经济学》。我们估算了一个AI发展指数，包括技术活跃度——算力、算法、数据，还有市场友好度——AI引用的市场空间和潜力。美国是最前沿，把美国看成1，中国是0.75，其他国家明显落后于中美。美国的优势更多在技术活跃度，中国的优势更多在应用侧。这两个都和规模经济有关系。
最近浙江的DeepSeek给全球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怎么理解DeepSeek的成功？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规模定律，一个是规模效应。规模定律讲的是规模报酬递减。要提高AI模型的性能，要增加算力、增加数据，但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增加算力、增加数据所带来的模型性能的改进速度是放慢的。也就是说，增加规模所带来的收益，边际单位收益是下降的。它有利于后面的人追赶。美国在前面，增加数据、算力的投入，虽然能改善，但改善的速度是放慢的。后面像中国，只要有这个能力和资源，投入算力、数据，就能很快追赶。因为在中国这个阶段，同样的投入回报率是比较高的。美国要阻止中国追赶，不让你做大规模，这就是美国限制半导体出口到中国的一个底层逻辑，因为AI大模型有一个规模定律。
DeepSeek突破在于显示门槛约束没有预期得那么大，为什么？其实就是和技术进步有关系。DeepSeek是通过算法的改进或算法框架的改进，不是光靠堆积芯片、堆积算力。技术进步就回到内生增长模型，规模报酬递增，和人才、投入的资源有关系。内部规模经济是单个企业做大，外部规模经济是上下游生态体系共享基础设施和人才，包括开源模式。DeepSeek出来以后，有人提出问题，说AI大模型可以低成本研发和运营，会不会以后向普惠方向发展？小国家、小企业都可以做AI大模型。没那么简单。DeepSeek是成功了，在中国还有很多像DeepSeek这样的模型开发企业，有些是失败的，有些有进展但没有像DeepSeek这样突破，因为它没有成功，或者没有那么成功，大家没关注，但是不代表他们对中国AI和全球AI的发展没有贡献，这是整个生态体系。DeepSeek这样的突破发生在中国，表面上可能是偶然的，因为DeepSeek是出自量化投资基金，不是一个大型科技企业或科研院所。但是从经济学的逻辑来讲，它有必然性，中国创新的生态体系和规模经济，没有DeepSeek也会有另外一家企业取得突破。
所以说，要按照规模定义来讲，AI发展是后发优势，谁在后面谁有追赶的优势。但是要看规模效应，看技术进步算法，谁在前面有先发优势，谁可能有进一步拓展的能力。我们都在讲比较优势，理论上，可以说美国对中国有绝对优势，因为美国有算力优势，也有人才优势、算法优势。但是经济学讲资源配置分工，不是看绝对优势，是看比较优势。虽然我们算力和算法都比美国差，但是因为美国算力的限制，我们在算法上的劣势相对小一点，所以聚焦算法。这可以解释，美国出口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们，促使我们聚焦算法，聚焦利用AI人才，而不是靠堆积算力。
AI人才也是我们《AI经济学》报告里的研究内容。人才来源地——也就是本科在哪儿读的，工作地——就是你服务机构的总部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来源地和工作地都是中美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差距很大。但是中美之间有差别，我们是最大的人才来源地，AI的优秀人才，本科大在中国读的最多，浙江大学可能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学之一。这几年有一个好的方面，美国无论是来源地还是工作地，都是下降的，我们都是上升的，说明中国AI产业的发展对人才的吸引是增加的。
地缘经济新挑战
过去全球创新，美国是科技创新，中国是产业创新，全球受益，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赚了很多钱。像苹果、特斯拉，其赚的钱可以支持进一步创新。中国在产业创新过程中学习，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全世界都受益中国和美国创新带来的低成本商业化。
但是现在美国要搞自己的产业创新，要搞制造业和再工业化。中国也要搞自己的科技创新。过去中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路径不一样，形成了创新领域的一种依赖，美国是重视需求和人才，中国是重视供给和资产（投资）。这在新形势下都需要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美国现在需要更加重视供给和资产，我们需要更加重视需求和人才，中美在相互学习。
以最近的美国关税为例，特朗普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关税把生产引导到美国去，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短期来讲，对中国是需求冲击，对美国是供给冲击。长远来讲，怎么理解高关税的影响？
国际贸易有三个基本的决定因素：一是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自然资源型。按之前的说法，美国、西方国家应该做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互相都有比较优势，然后做贸易。但是这个比较优势解释不了现实，比如美国和欧洲、美国和日本，他们之间的贸易量很大，不是说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吗？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资本密集，为什么他们之间有那么大的贸易量呢？影响国际贸易还有第二个因素——规模经济。虽然劳动力成本差不多，但是投入分工，各自做擅长的事情，能够通过规模化生产提高效率，实现利益互补的贸易。第三个因素，就是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关税等一些保护主义措施。
按照这三点看就很清楚了，中国制造业发展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低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的是规模经济的结果，劳动力成本差距的作用在下降的轨道。现在美国为什么着急了？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了，按照规模经济逻辑竞争不过中国，所以它就靠第三个因素，加大交易成本，关税就是一个例子。未来怎么看？首先我们要坚持市场经济，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时候，通过政策扶持促进创新，比如科技研发的投入。
促进内需：宏观政策机制转型
光有供给没有需求，也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规模经济。结合当前和长远的科技进步的作用，提振需求需要公共政策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普惠性和促进人力资本发展，比如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降低养老保障方面的城乡差距，比如增加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投入。
第二要调节货币投放方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就两个投放方式，一是财政，二是信贷，过去主要是信贷。但现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房地产泡沫破裂，信贷需求疲弱，需要财政投放货币来提振货币增速。总之，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关键是财政发力，把调节收入分配和货币投放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