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重要的通货不是时间而是精力。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很容易。人们心甘情愿。你必须与生物本能做斗争。”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这样描述他的职场氛围。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他每周要工作120个小时，睡眠时间很少，几乎所有的身体需求都由公司满足。
在对几百名投资银行从业者进行了为期九年的跟踪调查后，米歇尔发现这些员工在应对工作要求方面呈现一种惊人的共通模式。在工作最初的三年里，投资银行从业者将自己的身体视为障碍，为了跟上繁忙的工作日程必须克服障碍。一位受访者描述了他怎样“用尽一切办法麻痹自己的身体，以免它碍事”。克服肉体软弱性的尝试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到了工作的第四年，投资银行员工的身体开始反击。
之前温和有礼的人，现在会突然大发雷霆。一位受访者描述：“我冲向出租车，但车门还锁着。司机想打开车门，但我一直在拉门把手，所以他打不开。我暴怒，疯狂地敲车窗，冲那个家伙破口大骂。”另一些人描述了难以克服的麻木感、对食物和色情制品的沉迷，以及推卸对亲友的责任。到了第六年，还留在投资银行的员工不再逼迫自己的身体屈服。他们发现了一种新方法，他们“倾听自己的身体”，把身体当成“值得信任的朋友”。与身体和谐相处的人能继续忍受苛刻的工作条件。
需要努力保持精力充沛和工作效率的并不只有投资银行员工。米歇尔指出，很多行业都要求从业者必须有极致的工作表现，人们一般通过剥削或强行控制自己的身体做到这一点。她提到的行业包括高风险的金融工作、医院的医疗工作、软件工程、咨询行业、法律行业、学界、艺术界、精英运动员。但被强迫忽视身体基本需求的不只是这些社会地位相对高的从业者。很多从事日常服务行业、制造业和农业的人，同样常态化地超安全负荷工作，连睡眠这样的基本需求也会被剥夺。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书中，作者乔纳森·克拉里指出，睡眠是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最后的障碍之一。睡眠领域此前一直未被卷入无情的工作要求之中。然而随着各种创新，从19世纪初城市的工业照明到当代社交媒体和莫达非尼等提升效率的药物，睡眠的空间遭受了稳步侵蚀。不仅是少数处于特权地位的投资银行业者，更大的人群同样处于持续的清醒状态。
“永远精力充沛”会带来挑战。正如我们从米歇尔的研究中看到，最重要的一项障碍就是身体。虽然头脑可能想要克服睡眠等自然障碍，但身体会反击。这是全天无休资本主义中主体面临的核心挑战：与生产力的敌人（即自己的肉身）做斗争，像投资银行从业者一样训练自己的身体。例如，改变饮食习惯、每周两次“举铁”、保持精神集中并深呼吸、想象极致表现时刻的画面，以及安排“放松时间”重新与深层的使命感建立联系。《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样做之后，企业管理人员就能“在身体、心理、情感和精神上都感觉到强大和坚韧，并以更热情的态度和更高表现水平工作更长的时间”。
很多公司都追随了这种趋势，并鼓励员工追求极致表现状态。兰德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拥有50名以上员工的雇主中，有超过一半提供职场健康计划。
另一项调查发现，《财富》200强企业中，有70%提供员工健康计划。全美雇主每年在此类计划上的总支出约为60亿美元。员工健康计划之所以越来越普及，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经常与员工的医疗保险挂钩。为了得到医疗保险，员工必须参加健康计划。此类健康计划通常包括饮食小组、饮食咨询、提供健康食品的自助餐厅、工间操、公司内部的健身房和戒烟等内容。这些健康计划的关注点都是员工身体。
另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新兴管理风潮是步行会议。
科技行业管理人员尼洛费尔·麦钱特在TED演讲中警告：“久坐已成为我们这代人的有害习惯，就像上一代人吸烟一样。”她指出，我们每天坐着的时间非常久，这对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对抗这种影响，建议商务人士应该“干掉会议室”，转而选择“边走边聊”。
新型办公设备中又出现了进一步模糊工作与锻炼之间界限的东西：跑步机办公桌，以及与之类似的动感单车办公桌。跑步机办公桌让员工可以保持在办公桌前工作同时，用较慢的速度行走。谷歌、微软、凯悦、万豪等公司都采购了这种工作桌兼健身器材。它们得到了很多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的欢迎。
动感单车办公桌是一项类似的发明，其目标用户是具有生态意识的潮流人士。纽约州一家名为“踏板之力”的创业公司发明了一种动感单车办公桌，用户在办公和锻炼的同时，还能为笔记本电脑发电。
从职场健康计划到跑步机办公桌，这些措施从表面上看都相对无害。它们似乎是合理的方式，可以帮助久坐不动的人保持苗条、健康、高效。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让职场更健康的尝试，就会发现这些措施并不只是为了创造更健康、更快乐、更高产的劳动力。事实上，健康计划的收益往往被大幅高估。一项研究指出，健康计划的参与者占全民的比例有限，参与者获得的健康状况改善相对来说并不明显。另一项美国研究表明，虽然雇主通过员工健康计划节省了一些成本，但这往往是通过将医疗支出转嫁给那些更有可能生病的人（也就是穷员工）来实现的。
如果职场健康计划的实用效益尚不明确，那么如此多的企业热衷于推动员工在公司锻炼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一种解释是，让员工定期参加健身活动有助于企业塑造员工团队。比起实现生产力目标，发明跑步机办公桌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生产一名理想的员工。这建立了一种稳固可信的联系，让人们认为爱运动的员工就是生产力高的员工。吸烟、超重或不爱运动的人自然被视为工作不积极、效率低下的人。
当工作变成锻炼，锻炼变成工作的一种形式时，我们发觉那些之前彼此独立活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预算，在办公桌前骑自行车，甚至在午餐时间去冲浪，所有这些时刻都是休闲与劳动的融合。
工作不仅没有成为我们保持身体健康的障碍，反而成了我们可以用来保持健康的时间和场所。与此同时，锻炼也成了一种劳动，保持理想化企业工作者体型的劳动。
瑞典卡车制造商斯堪尼亚公司做了一项非常有趣的实验，旨在打破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界限。米卡埃尔·霍尔姆奎斯特和克里斯蒂安·马拉维利亚斯在对这家公司的研究中记录了该公司实施的“24小时员工”政策。这项政策表示，“斯堪尼亚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我们致力于帮助员工生活得更健康。我们对员工的关心照顾不会随着员工下班而终止。”该计划包括多种职场健康措施，例如为员工提供健身设施、进行“午餐散步”。
此外，还有更多旨在培养健康员工的配套措施。一位负责推广健康措施的员工承认，公司“无法命令员工合理饮食”。
然而，他们可以制定被研究人员称为“具有深远意义的规范，不仅规范员工应该怎样工作，还规范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与自己相处才能保持健康和高效”。
这些措施可能看起来具有侵略性，但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员工都认为这是一个提升自我的好机会。斯堪尼亚计划的一位参与者告诉研究人员：“在这个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人们纷纷失业的时代，你需要保持健康。健康档案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健康是一种失业保险，使他可以保持作为一名员工的吸引力。
这种自我提升工作的一项显著特征是它永远不会被完成。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书中指出：“追求健康就像追逐一只你无法在追到之前描述的猎物。你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追到了猎物，却总有理由怀疑自己还没追到它。围绕追求健康组织起来的生活会带来很多短期目标的胜利，但永远不会有最终的胜利。”因此，企业为员工安排的锻炼计划永远不会停止。
步行会议结束后，你回到跑步机办公桌前，晚上还有更多的锻炼要做。健身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尤其是当人们需要准备迎接未来不确定性挑战时。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鲍曼写道，健身产生的体验是一种“永恒的自我审视、自我谴责和自我贬低，以及持续不断的焦虑”。
这种持续不断的焦虑并不局限于在车间或在公司园区的步行会议。哪怕下班之后，公司不再密切监视着你的时候，这种焦虑也会继续。
鉴于成为理想员工与健康之间的深入关联，可以说工作伦理已被锻炼伦理取代。我们现在邂逅的不再是致力于无休止工作和节俭生活的新教工作伦理的俘虏，而是致力于持续锻炼和健康监测的企业运动员。
信奉新教伦理的19世纪企业家用艰苦的工作来逃避一个可怕的问题，即“他们死后是否能上天堂”；今天的企业运动员则用锻炼身体来逃避另一个可怕的问题，即“他们是不是那种积极活跃、精力充沛，对他们的公司有吸引力的员工”。现在人们不再以勤奋工作作为进入天堂的代价，而把锻炼身体作为进入今日尘世天堂——持续就业状态——的代价。
（本文摘自《健康综合征》；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