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重返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米尔斯（Marshall Mills）时常会被这里的变化所吸引。仅将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与中国的手机App绑定，便可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外的多家商铺直接支付。对于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他，这是听闻却未体验过的事。
在米尔斯看来，这背后是一个见微知著的故事。“移动支付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在香港使用人民币支付，亦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他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
20年来，米尔斯的职业生涯都在IMF度过。2月，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IMF驻华首席代表。此前，他曾在IMF亚太部担任太平洋岛国地区处处长，并任职于战略、政策与审查部，主要负责贸易、资本流动和IMF贷款政策方面的工作。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IMF的使命之一便是监测经济金融形势，并向各国提供建议。
在IMF看来，除科技创新，在消费和出口增长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近日，该机构上调了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值0.8个百分点，至4.8%。IMF称，这反映了中国2025年上半年强于预期的经济活动及中美贸易争端局势的缓和和关税的下降。
加大经济刺激、促进消费，是企稳中国经济的一条重要线索。在米尔斯看来，目前，中国仍面临内需不足的挑战，货币与财政政策均可发挥较大作用。
“中国政府可通过增加医疗保险、退休居民养老金等方式，为居民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同时，也可通过支持购买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等方式，以帮助企稳房地产。如此一来，中国的家庭便少了不少后顾之忧，这将降低储蓄率、提振消费。”他进一步表示。
从社会保障情况来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7月发布通知，2025年基本养老金再涨2%。但从地产情况来看，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下降3.5%和5.5%。
米尔斯认为，长远看，房地产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不会像以前一样，这是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问题。
在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方面，IMF认为，出口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但这被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强劲销售所抵消。
2025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站稳20万亿元的台阶，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季度走势看，二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4.5%，连续七个季度保持同比增长。
对此，米尔斯表示，近几年来，中国致力于多元化出口市场和供应链，这将有效应对贸易争端带来的潜在风险。比如，中国正通过贸易与投资等渠道，加强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的经贸联系。“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的经贸往来不断增长，人民币有望被更广泛地应用在结算贸易和金融交易之中，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他进一步说道。
去库存是企稳房地产市场的关键
《财经》：前七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4238亿元，增长4.8%。不过，中国家庭储蓄率较高的局面仍存。同期，中国人民币住户存款增加9.66万亿元。未来提振消费的关键是什么？
米尔斯：在促进内需方面，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家庭储蓄率较高。从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看，当前中国家庭的现金和储蓄占比超过一半，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约三分之一的平均水平。一大原因在于，中国家庭有不少预防性储蓄，这是为了应对重疾风险及房价波动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打击。
政府仅为居民提供资金，并不一定会提振消费，因为居民很有可能将其中的大部分存起来。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应通过中长期的财政政策，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提振房地产市场。这将鼓励家庭相信其财务状况良好，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减少预防性储蓄、促进私人消费。
这些财政政策一方面可涉及社会保障。比如，为居民提供大病医疗保险、扩大社会安全网络、增加退休居民养老金。另一方面，则可涉及房地产领域。中国可先解决已预售但未完工的存量住房问题。此外，也可以考虑利用中央政府的资源，购买未售出但已建成房屋的库存。如此一来，便可更快地企稳房地产市场。
《财经》：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下降3.5%和5.5%。未来，如何企稳房地产市场？
米尔斯：尽管中国房地产行业已显示出一些企稳迹象，但其对中国经济产出的贡献水平低于前几年水平。原因在于，市场上仍存在大量未售出的房屋库存。从长远来看，房地产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不会像以前一样，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问题，市场需要找到新的平衡。
重要的应对方法是，找出薄弱环节来预测风险。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如果有开发商陷入困境，一个方法是使其进入破产程序，将它们带出整个系统，但这需要以谨慎的管理方式进行。此外，对于已预售但未完工的住房，可帮助解决库存问题。从金融角度来看，必要时中央政府可持续为地方政府提供再融资。应对房地产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就需要解决坏账问题。对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或债务持有人的混合体可以施以援手。但无论怎样，一切都需要以保持金融体系稳健的方式进行。
《财经》：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推动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将是什么？
米尔斯：自疫情以来，制造业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其中，电动车、电池领域体现得较为明显。
这背后的意义至关重要：私营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还可以提供很多创新来源。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有助于让市场焕发活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可能还要允许不成功的公司退出、被收购或破产。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私营部门的发展，还需要稳定、可预测的监管环境及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带来的问题是，由此产生的供应和需求应如何平衡。工业运行良好，但它也要有需求。如果经济中存在供需失衡，通胀就将受到抑制，甚至出现通缩压力。此外，经常账户盈余也有可能增加。为应对潜在风险，中国应该刺激国内需求。
《财经》：在提振消费、应对关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应怎样协调？
米尔斯：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消费疲软和贸易紧张局势的多重冲击。如果未来价格水平持续下行和经济产出受到影响，中国可以采取额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如此，目前中国的实际利率仍相当高，这也意味着未来具有降息空间。具体而言，货币政策的宽松应更多集中在利率工具上，而非基于信贷措施。
为应对需求疲弱，财政政策也可在中长期发挥作用。比如，中国政府可以扩大社会支出，提升社会养老保险水平，加大对房地产的支持力度等。相较而言，中国过去采取的其他措施可能影响较小。比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乘数效应较低。在经济学中，财政支出乘数反映了财政支出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
数字化有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财经》：虽然中美贸易战暂歇，但其带来的潜在变化已然发生。国际贸易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趋势会否持续？这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米尔斯：我们需要警惕全球经济碎片化带来的影响。从贸易角度来看，这将把全球经济切割成不同的板块，将使贸易商代价高昂。这会增加全球经济的波动性，推升大宗商品价格。受影响的不仅是中美经济，小型开放经济体更将受到严重打击。从金融角度来看，这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
目前尚难预测关税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最终影响，因为我们尚不知晓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唯一确定的事实是，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已然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将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因为这将使企业不知道产品的需求，投资需要信心。
《财经》：关税战不仅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同样对金融体系带来了影响。一大反应是，市场开始回避美元资产，进而在支付、结算、投资领域更多地使用非美货币。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何种影响？未来应如何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米尔斯：2022年，IMF更新了未来五年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新权重，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升幅1.36个百分点。这背后很大的因素在于，作为跨境金融交易的手段，人民币正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这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在过去几年取得了进展。
但也需看到，各国央行在外储中持有人民币的份额不断增加，但相对其他货币，人民币所占份额仍很小。归根结底，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是市场驱动的。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开放和增长，全球对人民币的使用需求将愈发增多，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很有可能将一直延续。具体而言，一方面，人民币将被愈发广泛地应用在结算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特别是在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合作国家之间。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亦将帮助人民币在跨境领域中的使用。
以我亲身经历而言，当我来到中国时，我便将信用卡和银行账户绑定在手机的移动支付软件上。在中国香港时，我亦可以使用其支付，这便促进了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此外，对企业而言，数字化技术亦可促进人民币的跨境贸易结算和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