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图/受访者供图
八号风球未退，香港绿色金融周依旧准点开场。
在这场汇聚监管层、金融机构与企业代表的活动现场，香港绿色金融协会主席、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向《财经》提出一个硬核命题：推动“转型金融”从概念口号转变为可落地的工程化方案，核心在于做好五件事：统一分类法、明确企业转型规划和披露要求、扩容金融工具箱、释放政策定价信号、实现公正转型。
在马骏看来，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香港具备成熟的披露机制与结构化金融能力，广州和深圳等内地城市承载着产业转型需求与政策试点任务。若能将资本金优惠、贴息等价格信号做实，用统一口径公开机构绿色和转型绩效榜单，资金流向低碳领域的趋势将更明确。
马骏特别强调香港的独特角色：既能对接大湾区的转型项目池，又能通过国际市场把中国的低碳技术与全球资本对接，甚至延伸到东南亚的绿电与储能项目。“香港是超级联系人，”他直言，“这里有能力把中国的技术优势和全球的长期资金结合起来。”
以下为《财经》在香港绿金周论坛上与马骏的对话实录：
《财经》：相比传统“纯绿”投资，当前为何要重点推进“转型金融”？
马骏：传统绿色金融聚焦的是本身已处于低碳领域的经济活动，比如光伏、风电、电动车电池、污水与固废处理等，这些领域可称为“纯绿赛道”。但要实现“双碳”目标，仅靠“纯绿”远远不够，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造纸、航空、航运等高碳行业，无法脱离现有产业基础直接转向“纯绿”，必须通过技术改造、能源替代等路径逐步低碳转型，而转型过程中巨大的资金需求，正是转型金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022年，我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时，该工作组发布了《G20转型金融框架》，明确了转型金融需落地的“五件事”。
过去几年，中国已有20多个省份先后出台了各自的转型目录，欧盟、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在可持续金融目录中纳入转型活动。不同版本的出现说明市场需求强烈，但同时也凸显了可比性、兼容性的重要性。
根据国家刚刚宣布的自主贡献目标（NDC），对全国和大湾区来说，“纯绿”投资增速可能逐步放缓，而高碳行业的转型需求才是真正的“蓝海”。若能通过转型金融激活，仅港口航运、建材制造、数据中心等湾区重点场景，就能释放万亿级的投资空间。从若干个转型金融的试点地区的情况来看，未来几年内转型金融业务量每年可以保持100%左右的增速。
《财经》：很多企业觉得“转型规划”只是“纸面文件”，如何让规划真正与转型行动挂钩？
马骏：一份有效的转型规划必须包含清晰的降碳时间表、可落地的技术路径、匹配的资本开支计划以及治理与披露机制。
更重要的是，要把规划中的“目标”嵌入融资契约，比如企业发行可持续挂钩债券（SLB）时，若未达成“三年内碳强度下降目标或绿电使用率提升目标”，就要支付更高的利息；申请转型贷款时，银行可根据转型进度分期放款。
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已搭建“转型金融知识库”，为会员提供方法与工具，帮助企业制定规划。内地像湖州等地也已形成转型规划模板，辅导企业编制转型规划。有些地区还在考虑把“零碳园区入园资格”等激励与企业转型进度挂钩，这样企业才能真正有动力。
《财经》：当前转型金融产品已有不少，湾区如何形成并发挥优势？
马骏：转型金融需要“全品类工具”覆盖不同需求，目前可形成三层产品结构：第一层是债务类工具，包括可持续挂钩贷款（SLL）、可持续挂钩债券（SLB），以及转型项目贷款、转型债券；第二层是权益类工具，比如设立转型并购基金，如果有转型意愿和能力的高碳企业，投资其低碳技术改造、绿色资产收购；第三层是风险缓释工具，比如推出“转型中断保险”，覆盖因技术迭代、政策调整导致的项目延期风险。
香港在工具创新与跨境融资上有天然优势，目前香港对绿色债券的第三方认证提供补贴，已将补贴范围扩展至转型债券。企业若在香港首次发行用于支持转型的可持续挂钩债券，港府可以提供最多250万港元的奖励。
建议湾区内有转型需求的龙头企业，可赴港发行离岸人民币转型债，既面向全球投资者，尤其是中东、欧洲的长期资金，也能通过国际市场的披露要求倒逼企业提升治理水平。未来可形成“香港做结构化、内地做项目池”的模式：深圳、广州等城市筛选符合标准的转型项目，香港金融机构将这些项目打包成“转型资产支持证券（ABS）”“转型基金”，再通过跨境渠道对接全球资金，形成从项目到资金的闭环。
《财经》：中东资金在绿色投资上很活跃，湾区如何吸引？
马骏：中东资金的特点是“规模大、周期长、注重稳健”，但他们对项目治理要求高。
大湾区与中东是互补关系：中国有技术，东南亚有市场，中东有资金，中国香港是桥梁。
具体看来，中国香港金融机构凭借过往绿色资产的管理业绩，吸引中东主权基金、养老金入驻，比如发行“东南亚绿电投资组合”，投向印尼的光伏电站、越南的储能项目，湾区企业可提供技术支持与项目运维；湾区龙头企业可联合中东资本，在中国香港设立“低碳技术并购基金”，投资全球范围内的氢能、碳捕捉技术，既提升技术储备，也为中东资金提供增值渠道。
关键是让其看到“大湾区项目的确定性”，比如通过统一的转型标准、透明的披露机制、专业的第三方评估，降低投资风险。
《财经》：披露和标准是转型金融的短板，如何解决？
马骏：香港的优势在于披露的“强制性”与“时间表”，港交所要求自2025年起，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按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标准披露气候信息，且明确了披露范围1/2/3碳排放的具体指标和对转型计划的披露要求。
要形成湾区合力，可以在如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由于内地还没有强制实施ISSB的披露要求，但为了与香港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有境外融资和出海需求的湾区内地企业可以率先、自愿采用香港的气候披露要求，包括披露范围1/2/3的碳排放信息、编制转型计划等。
第二，香港和湾区内地机构可以合作编制“湾区企业转型绩效榜单”，对披露了碳数据、转型计划和建立了转型治理机制的企业进行给予评分，对在意愿、能力和技术等方面领先的“转型企业”进行表彰，协助金融机构识别转型融资的客户。
第三，提升金融机构在评估企业转型雄心、能力和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的水平，防范“假转型”的风险。
《财经》：许多银行很希望开展转型金融业务，但由于缺乏对行业“双碳”路径的分析能力，因此难以评估企业提供的转型计划是否“靠谱”（是否符合国家双碳目标、是否在行业内有领先性）。针对这个问题，有何解决方法？
马骏：这确实是银行识别和准入转型客户时遇到的一个重大瓶颈。多数银行在收到企业的转型计划后，没有内部专业能力来评估这些转型计划的科学性、先进性和与国家减排目标的一致性。比如，一家钢铁企业规划未来三年内的碳强度降幅为7%，提交给银行之后，但银行却不知道这个降幅是否有“先进性”，是否符合国家的碳中和（3060目标）与最近颁布的2035年之前将要实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
针对这个问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北京绿金院）经过多年研究，开发了综合气候和宏观、产业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在此基础上首次推出了服务于转型金融的我国高碳行业的基准减碳路径，其中包含了这些行业从2025年到2060年之间的每个时间段的碳强度降幅。这些路径可以被视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SBTi。该模型产生的2摄氏度情景下的行业转型路径既符合巴黎协定所要求的全球减排目标，也符合中国3060和NDC的目标，同时考虑了相关行业的技术可得性和减碳成本等因素。
北京绿金院发布的第一批基准转型路径涵盖了电力、钢铁、水泥、化工、有色和玻璃六大高碳行业，可以为企业编制科学的转型计划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以为银行和第三方机构评估转型客户计划的科学性和“雄心”提供依据。银行可以参考这组基准路径设计转型客户的准入标准，也可以用于设计银行转型规划中，范围三减排路径的参考。
与一些行业专家提供的减排路径的方法相比，北京绿金院的成果有如下优势：1）宏观一致性：所有行业的减碳路径都是基于同样的宏观假设，包括经济增长和产业调整假设、人口和技术发展假设、温升目标等；2）微观一致性：基于CGE模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和中国最新的投入产出表，考虑到各个行业之间投入和产出的相互影响；3）转型分析和物理风险的双重考量：模型同时考虑了气候相关转型风险（如碳预算）的经济影响和物理风险的经济影响（如温升对生产率的影响）。这些特点有助于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对转型计划开展更高质量的评估。
《财经》：很多行业标准推出后被批评“纸上谈兵”，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马骏：这种情况很普遍，核心原因有三个：一是制定主体缺乏权威性。比如，一些民间机构、学术机构、行业协会推出的标准，往往是为了做标准而做标准，没有行业主管部门的背书，影响不了政策；二是标准出台后，缺乏龙头企业参与，标准脱离产业实际，没有实际运用；三是没有与金融合作，企业采用标准后得不到融资方面的好处，企业积极性不高。
要让标准落地，需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锁定牵头部委，比如制定航运转型标准时，需要得到交通运输部相关部门的背书，并联合龙头企业，开拓运用场景，确保标准符合政策导向与产业需求。
第二，引入第三方核查，标准出台后，由独立机构评估企业的采信情况，避免“象征性遵守”。
第三，把标准与激励政策挂钩，企业若采信行业转型标准，可优先获得转型贷款贴息、碳信用开发资格，银行采信标准则可享受资本金优惠。
《财经》：当前内地部分地区已推出转型贷款贴息等激励措施，香港在政策激励上还有哪些空间？
马骏：在绿色金融领域，贴息、再贷款等政策能短期降低融资成本，在中国内地用的比较普遍。也有一些银行采用了“资本占用”打折的做法，对银行发放的绿色贷款，将其占用的经济资本降低10%-20%，这样银行就有更强动力投放绿色信贷。
在转型金融领域，湖州已经开始采用贴息的做法，有些地区开始试用碳减排支持工具来为转型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此外，地方政府的“非资金激励”也很关键。比如某些地区在考虑对转型企业给予“零碳园区入园资格”，入园企业可优先获取绿电。大湾区可借鉴这一思路，将转型进度与土地供应、绿电指标等挂钩，让企业看到转型不仅能降成本，还能获资源。
中国香港在监管政策层面上，已经对转型融资的认证贴标服务提供了补贴，并开始推动银行编制转型计划，金管局也计划将转型活动纳入可持续金融目录。我认为，下一步，中国香港可以尝试对“绿色与转型资产”提供降低风险权重的激励措施。匈牙利央行已率先采纳了这种做法，它们称之为“资本减免计划”（capital relief program），非常值得借鉴。
《财经》：在绿金年会上，香港绿金协与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SI）联合发布了绿色金融线上培训计划。您作为CASI的主席，可否介绍一下CASI的进展情况，CASI是否会在内地也开展相关的能力建设活动？
马骏：CASI是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的简称，英文全名是Capacity-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CASI是中国主导发起的一个全球性的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平台，纳入了2023年“一带一路”峰会的成果，并在2023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正式启动。
成立一年半以来，CASI为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500人提供了绿色金融和可持续投资相关的线下和线上培训。CASI也已发展成为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69家机构作为成员的合作机制，成员包括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行业协会、智库、大学等。
大力开展绿色金融领域的能力建设，是一项全球共识。我在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期间，已经深刻感觉人才和能力缺失是许多国家发展绿色金融的巨大瓶颈。
2023年，G20达成共识，鼓励全球机构开发和提供绿色金融的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服务。CASI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CASI启动之后，得到了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和许多国家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财经》：在全球ESG遇冷背景下，亚洲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马骏：美国的政策退潮确实会带来冲击。一方面，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承诺；另一方面，部分美国金融机构退出各种国际碳中和网络，私营部门在可持续投资上更加谨慎。这使得全球气候融资的来源收缩。
相比之下，亚洲的活跃度并未下降。亚洲已成为绿色投资的主力。中国新增的新能源装机、电动车产量、电池产量均占全球约六成或以上，亚洲绿色投资总量接近全球一半。
未来，亚洲在气候领域应该发挥更大的领导力。比如，亚洲可探讨在RCEP框架下推动绿色自由贸易，即对绿色产品和服务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绿色产品的生产和跨境贸易。应该在亚洲地区组织对绿色产品的标准互认（如电池、可持续棕榈油、低碳铁矿石等），大幅降低对绿色产品的识别、认证、溯源的成本。同时，用更低成本的、与可持续挂钩的金融产品来促进绿色产品的跨境贸易与投资，推动亚洲绿色经济一体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