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经济史学家莫克尔（Joel Mokyr，又译莫基尔、莫克）、宏观经济学家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又译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一如往昔，此次授奖在中国学界激起了不同的波澜。经济学界普遍赞赏有加，尤其是对以“创造性破坏”研究而享誉经济学界的阿吉翁和霍伊特获奖颇感欣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创新研究学界则颇有微词，认为诺奖颁给创新经济研究者固然是好事，但创新经济学的主流学者却遭到漠视。
任何个体或群体都有自己的偏好，诺奖委员会和诺奖评论者自然都不例外。对不同的学术偏好评头品足以争高下并无意义，但梳理一下偏好的多样性并揭示其学术理据，则有助于开拓视野，推动创新，甚至在学术领域激发“创造性破坏”或者说范式转型，亦未可知。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偏好，可谓众所周知，即青睐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而言就是新古典主义，其中既包括俗称淡水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包括俗称咸水学派的新古典综合派，还包括从中派生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非主流经济学代表获奖者寥若晨星，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又译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公共管理学者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组织管理学家西蒙（Herbert Simon，其自选中文名：司马贺）以及基本上已经开始跻身主流的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塞勒（Richard Thaler，又译泰勒）等。诸多公认杰出的经济学家直至仙逝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属于笔者敬仰偏好之列者包括知识分子赫尔希曼（Albert Hirschman）、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Mansur Olson）、不平等经济学奠基人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以及尊崇偏好之列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纳尔逊（Richard Nelson）、青木昌彦、鲍莫尔（William Baumol）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