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会议的召开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会议的召开及相关公报和决议精神，将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人们关注五年规划，因为它不仅事关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方略、宏观政策方向、产业政策导向，涉及中国对自身发展阶段、形势和目标的判断，更涉及对国际形势，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判。作为不可多得的向世界输出稳定性力量和确定性因素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的一举一动历来都是动见观瞻，在世事纷纭的当下则更是如此。从去年以来一直在做多中国资产的海内外投资者，更是希望从中觅得新的中国叙事。
从当年的五年计划到后来的五年规划，一字之差充分凸显了党和政府在探索和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认知的不断深化。充分利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两只手的优势，形成合力和倍增效应，是中国制度优势所在。通过五年规划，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活力，一方面提供充沛的正外部性，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防范行业过度竞争和过度内卷，及早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制胜“秘诀”。
“十五五”的擘画布局是建立在“十四五”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诸多数字和指标都充分表明“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老百姓的获得感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仅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还通过对外投资和商品及服务进出口让更多经济体及其民众分享了中国的发展红利，那些持续看好和投资中国的组织和人士，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的成就是在克服诸多挑战和困难基础上取得的。与之前高歌猛进的全球化顺风期和中国自身后发优势充分释放、叠加充沛的人口红利时期不同，“十四五”期间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国际层面逆全球化风起，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潮流涌动，加之地缘政治扰动，令中国的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层面，除了应对和战胜“疫情”，化解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和外贸增速下滑等短期挑战之外，还面临诸多中长期挑战，如主动转换发展方式、动力机制和发展引擎，还要确保转换期经济发展不失速，与此同时还要清理和化解过去多年高速发展积累的风险因素，纠正长期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和结构因素等等。
面对诸多挑战，中央审时度势，率领全国人民沉着冷静应对，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方面继续做大增量，让市场和社会活力不断涌现，充分体现了制度和道路自信；一方面适时纠偏，避免和化解了颠覆性和系统性风险，充分发挥了体制的韧性和系统的弹性。
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国经济动力机制和发展引擎的转换，令中国式现代化的魅力进一步凸显。此前在关于“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国内外叙事中，来自国外的技术转移加大规模劳动力进城，全球化提供的巨大市场红利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轮驱动等等是常见话术，说到底还是认为中国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后发优势加规模优势。
“十四五”期间，针对能不能真正通过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切实应对和破解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和老龄化的挑战，从而形成新的中国发展叙事等诸多命题，中国人民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AI、具身智能、大模型等领域和行业异军突起，摆脱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外出口也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形成了内外需并重的均衡发展格局。
破解“十四五”期间已经破题，并需要持续解题的诸多挑战，是“十五五”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按照党中央四中全会的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的要求，积极主动破解自身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我们还应志存高远，为人类社会当前所面临的诸多命题求解，并提供中国答案。除了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环保、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还应进一步求解如何更公平分配发展的红利，缓解创新对社会的冲击，避免社会极化，在发展中化解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