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在中国外贸信托主办，《财经》杂志和《财经智库》承办的中国外贸信托财富论坛上，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常务副秘书长张栋指出，尽管我国居民已普遍意识到自主养老的重要性，但将意识转化为有效行动仍面临巨大鸿沟，亟需从制度、产品与服务三方面协同推进，构建支持全周期养老规划的金融生态。
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常务副秘书长张栋
张栋表示，随着社会变迁，“养儿防老”和“传统储蓄养老”的基础已逐渐瓦解。根据养老金融50人论坛2017年以来的调查，近70%的受访者选择依靠自身财富储备养老，而依赖子女或国家的比例合计仅约10%，剩下20%依靠退休后的继续劳动。这说明公众对养老规划的认知已有显著提升。
然而，他提醒，从“意识”到“行动”的转化仍非常不足。以个人养老金制度为例，尽管试点地区开户人数可观，但实际缴费比例仅约五分之一还不到，且不少参与者仅存入象征性金额，反映出公众对长期养老储备的实际投入仍处于“试水阶段”。
在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养老储备不足的隐忧尤为突出。张栋强调，随着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2024年达79岁，预计每4-5年增长1岁），养老资金需求持续增加，仅靠临近退休时点的储备远远不够。
但目前，普通民众尚未建立起“长期主义”的养老储备习惯。许多人对自己未来养老所需金额缺乏清晰认知，调查显示不少人认为“50万元足以养老”，但若摊分至20年退休生活，则显得捉襟见肘。他呼吁每个人应根据自身养老目标，具象化资金需求，并提前进行制度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规划。
当前养老金融体系在推动“长期主义”实践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张栋分析，问题既存在于积累环节，也体现在消费阶段。在积累端，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均有优化空间：第一支柱虽覆盖超5亿人，但大量灵活就业人员仍参与待遇水平较低的居民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因制度设计问题普及率有限；个人养老金则面临税收激励模式对中低收入群体不够友好等问题。同时市场化的养老金融产品参与也极为有限。在消费端，“不敢消费”和“不会消费”成为突出痛点，反映出养老服务体系与金融产品之间的衔接不足。
在谈到养老金融供给侧改革时，张栋提出应从政策、产品和服务三方面寻求突破。政策层面需进一步优化税收激励、扩大制度包容性、加强养老金融监管；产品层面应增强差异化设计，适配不同群体需求，并积极探索“不动产+养老”等新型财富转化模式；在服务层面则需强化资产整合与养老规划能力，解决民众“记不住有什么”和“算不出要什么”的现实痛点。
张栋进一步强调，养老的本质不仅是积累财富，更是实现“有钱并能妥善使用”的系统工程。唯有打通从积累到消费的全链条，构建起政策、市场与个体责任协同的养老金融生态，才能为中国社会应对长寿时代提供坚实支撑。
以下是部分发言实录：
刚才两位专家主要谈了家庭财富传承这一块，这在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作为父母，我们总希望给孩子留点什么，这确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很多中国父母会考虑的事情，尤其对高净值人群来说，这方面的考虑更多一些。
但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我们在做养老金融研究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忧，那就是担心中国的父母把钱都考虑留给子女，比如把房子留给孩子，却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导致未来的养老陷入非常被动和困难的局面。因此，我们才需要提前做好养老规划，树立长期主义的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养老规划的长期主义需要考虑两个核心概念：
第一，养老规划。
养老是近十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而十年之前我们很少讨论这个话题。主持人提到，“养儿防老”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不仅是孩子少了，甚至有很多家庭没有孩子。此外，依靠传统储蓄养老的方式显然也已经不再可行，包括利率持续下行，以及储蓄的钱未来是否真的属于自己等问题。这些基础都不复存在，从而催生了养老财富规划的概念。
养老金融50人论坛从2017年开始做一项全国性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未来养老主要依靠什么？”近70%的人选择依靠自己积累的养老财富，而依靠子女和国家的加起来仅占10%，剩下20%靠退休后继续劳动。这说明大家已经有了养老财富储备和养老规划的意识，这是第一点。
第二，长期主义。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前面主讲嘉宾提到的老龄化问题。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长，2024年已达到79岁。如果60岁退休，还要再活20年。根据过去十年的趋势，每4-5年，人均预期寿命就会增长1岁，未来可能更快，到2050年，我们的寿命会更长，需要的钱也更多。如果仅仅在退休前那一刻才开始准备养老财富，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树立长期主义的观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普通老百姓的长期主义心态还没有完全形成。虽然已经有了养老规划的初步意识，但要将这种意识转化为长期主义的行动，在现实中还存在很大差距。
一方面，从国家制度设计来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强制参与率还不错；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我们没有选择权，暂且不谈；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2022年在36个地区试点。即便不考虑税收优惠激励不足的问题，仅就享受税收激励的群体而言，参与率也非常低——开户人群中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实际缴费，还有很多人只是象征性地交了100元，处于“试水”状态。这说明在制度化产品中，参保或参与的人数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养老储备。近年来，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机构推出了各类产品，但从实际参保规模和参与人数来看，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群参与，这说明大家的意识尚未真正转化为行动。
因此，从意识到行动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很多老百姓来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做。要真正实现长期主义，每个个体在做养老规划时，第一步就是要明确养老财富规划的目标——未来可能需要多少钱。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做好准备。调查显示，很多人认为50万元不到就可以养老，但如果平摊到20年的周期来看，这个数字存在离真正的养老需求还有巨大差异。第二步，每个个体都应结合自己未来的养老目标，具体考虑需要什么，目前有什么，再次基础上提前做好制度化和市场化等方面的准备。
主持人：从您的角度来看，作为财富管理机构或金融从业者，应该在养老金融方面做出哪些突破，以促进行业供给侧提供更好的产品？
张栋：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养老金融”议题后，各行各业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更加深入，也提出了一系列预期，希望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养老金融发展环境或生态。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良好的养老金融目标应如何定位？我想这与养老的核心概念有关——养老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总体来看，养老解决的，一是“钱”的问题，二是用钱购买服务的问题。
具体到养老财富管理机构或行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财富积累，二是财富消费。目前之所以提出“养老金融大文章”，正是因为当前养老金融做得不够好，生态不完善，才需要我们从这两方面入手加以改进。
问题主要体现在：
在养老消费方面，一是大家“不敢消费”，主要是因为前期积累不足；二是“不会消费”，即使有了钱，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担心影响其他消费需求。因此，整个养老体系和生态还不够完整，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怎么解决？还是要围绕养老财富管理的环节，落脚点在于消费，但前提是有积累。因此，第一步还是要做好积累，同时针对后端“不会消费”或消费场景不匹配的问题，通过产品优化进行结合，进一步改善生态。从养老财富积累到消费，需要整合各方主体的功能。
第一，政策上需要创新。政府在积累不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仍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超过5亿，但城市中仍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待遇水平较低的居民养老保险。虽然政策已允许他们参加待遇更高的职工养老保险，但缴费压力较大，制度仍有优化空间。
企业年金方面，问题不仅在于企业不愿建立，还在于制度设计的便利性和优惠力度不够。近年来，海南自贸区、四川、浙江等地已探索建立更优惠的企业年金制度，预计未来企业年金的优惠政策会越来越普遍。
个人养老金方面，2024年底将向全国推开。目前开户规模已接近2亿，但如何让开户的人真正为养老做储备？制度上还有待完善，比如税收递延机制对低收入群体不友好，未来需要优化激励政策，增强大家积累财富的信心。
此外，市场化产品虽然种类丰富，但大家为什么不买？今天几位专家提到了“信”的问题——大家对金融产品的信任度不够。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政策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提升金融产品的信用度。
第二，产品需要创新。除了信任问题，现有产品与大家的需求也存在较大不匹配。每个人的养老目标、风险偏好、年龄等差异很大，单一类型的产品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因此，产品设计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同时，很多中国家庭的财富主要体现为房产，现金很少。如果只有房产而没有其他财富，养老就会面临问题。因此，如何将固定资产转化为未来的养老资源，也是产品创新需要解决的问题。
过去我们尝试过“以房养老”保险模式、反向抵押贷款等，效果不太理想。今年上海又试点不动产信托模式，这也是对固定资产的创新探索。未来，将固定资产与养老需求结合，是产品创新的重要方向。
第三，服务需要创新。每个个体需求不同，我们如何将个体需求与产品更好地匹配？很多人不仅不清楚自己的养老目标，甚至临近退休时也不记得或无法计算自己积累了多少养老财富，比如年轻时买的各种保险或金融产品，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配置养老资产，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梳理目标与已有产品，做好规划？这是我们在服务创新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因此，未来在政策、产品和服务领域，我们作为养老财富的供给方，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和创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