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安东尼·麦卡滕 著
张悠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1月
朋友间会相互影响。在好友的鼓励下，我尝试了许多新事物：冲浪（惨不忍睹）、弹吉他（还算像样）、打网球（永远感恩）、断掉旧情开启新爱（经历丰富）、立志做个好人（任重道远），甚至成为作家（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这本书讲的是一段友谊，一段在现代堪称最具影响力的友谊。说实在的，我很难想象，还有哪段友谊能对全球金融、科技和慈善领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沃伦·爱德华·巴菲特和威廉·亨利·盖茨三世相识于1991年，他们热爱打桥牌和高尔夫，分享笑话，交换商业机密，大吃垃圾食品。沃伦和比尔这段与日俱增的友谊给他们带来了内在和外在的蜕变，起初是些无关大体的逸事，随后意义走向深远。两个一刻千金的人都为这段友谊投入了自己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很快，他们各自的人生伴侣也在这出友谊大戏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最终催生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据最新报告，该基金会拥有近700亿美元的资产。截至2021年，基金会仍然仅有三位信托管理人：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我对比尔·盖茨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那时的我，带着些许左倾的偏见和年轻人的愤慨，想不通：像他这么有钱的人怎么会不愿意全身心投入拯救地球、减轻人类苦难，为改善全人类命运慷慨解囊呢？我问自己，他的良心究竟哪儿去了？
原来，它只是在沉睡，等着像童话里那样被唤醒。于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出现，像童话里那样在青蛙湿漉漉的嘴唇上，印下了一个高贵的、足以令人脱胎换骨的吻。魔咒解除，良心苏醒，亿万富翁比尔在我们眼前，变成了全球慈善界的加拉哈德骑士。
2000年，比尔从微软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不再执着于垄断我们的数字未来，而是忙着救死扶伤，怜贫恤苦，让全人类这具庞大身躯里的血液更好地输送到每一个细小的角落。一位仁义君子。
那么，前妻梅琳达的出现真的就是那个让比尔脱胎换骨的关键因素吗？还是说，这颗改变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比尔现在依然备受争议。他有他的拥趸，也有那些固执的、全副武装的批评者。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网上几乎天天流传一些荒谬的阴谋论，把他塑造成各种形象：从他暗地里向全世界散播致命病毒然后卖疫苗赚钱，到他暗地里其实是个……蜥蜴人。
大众总是喜欢找个人来背锅，而比尔却一次次地被推上这个位置。像这样被千夫所指是什么滋味？伤害他了吗？是什么样的心理防火墙让他能屏蔽这帮网络喷子？
我对比尔的兴趣进一步加深是在知道他喜欢打桥牌之后。桥牌是一种复杂的纸牌游戏，既要大胆竞叫又要深谋远虑，既要虚张声势又要步步为营。这也是他和我们故事中另一位主角的共同爱好之一。
沃伦·巴菲特，这位“奥马哈先知”，可是桥牌高手中的高手。他最中意的桥牌搭档之一就是比尔。因为这俩人能在无声中交流，准确读懂对方的暗示，这可是桥牌黄金搭档的制胜法宝。
这种默契是很难战胜的。更别提，在二战后的这几十年里，沃伦成功打造了一个全球商业帝国，截至本文撰写时，身价将近1200亿美元，坐上了世界第五富豪的宝座。而且他不仅不招人恨，反倒是人见人爱，在某些圈子里更是被当成了偶像。
为什么这么个有钱到让人嫉妒的人同时又能受欢迎到让人羡慕？为什么没人指责沃伦，说他向全世界散播新冠病毒？为什么网上的喷子不造他的谣，说他暗地里是一只科莫多巨蜥？为什么到了他这儿，羡慕和嫉妒就不化身为恨了呢？
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沃伦总是领先他的批评者一步。对那些嚷嚷着超级富豪该多缴税的人，沃伦不仅点头称是，还主动请缨，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用“别再惯着超级富豪”之类的标题，呼吁政府对他和像他一样的人严加征税。沃伦向大家保证，他完全有能力多缴税，而且他很乐意这么干。他主张取消那些不公平的、让本就不差钱的人占尽便宜的税收优惠政策。他觉得，这不过是应该做的事罢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人。
再来看看第二项证据：沃伦的家。不是什么豪华城堡。从1958年起，他就一直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小房子里，这事可是出了名的。房子前面只有一小片草坪，谁都能进来。老爷子简直是在邀请大家来参观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意经。他没什么要隐藏的。任谁开车路过沃伦的家都会觉得，就算是小孩来送报纸，都不用费太大劲就能骑着自行车把《华尔街日报》扔到他家的门廊上。
沃伦几乎什么都不怕。在他看来，死亡不过是一笔你没法耍花招、没法讨价还价的交易罢了。当这位夺命庄家终于宣布“游戏结束”，在记分表上画下最后一条横线时，沃伦知道他肯定会低头看看自己的牌，然后说一声“好极了”，他的一生，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人生之一，就此落幕。
柏拉图曾经说过，世上的人分三种：爱智慧的、爱荣誉的和爱财的。我们不禁想问柏拉图：难道一个爱财的人就不能同时爱智慧和荣誉吗？这本书将会探讨，拥有其中一种特质是不是就必然排斥其他两种，还是说，我们有可能挑战柏拉图的理论，成为兼具这三种特质的集大成者。
我还将探讨现代慈善事业的现状，并分享一些见解，尤其是关于“创新资本主义”这个雄心勃勃的概念——由比尔·盖茨最先提出——也就是把市场那套玩法用来做好事，联结慈善的承诺和私企的力量。也许，研究研究有史以来最大方的两位慈善家的人生，能让我们看清楚这个时代的慈善本质。
说这两个人值得好好研究，在我这里，还有另一个理由。这些年来，我总觉得我们一直忽视了超级富豪们的存在，这种忽视可是要命的。我们没给这些人该有的关注，没问该问的问题。我们整天忙活着自己那点儿牢骚不满、争执吵闹、吃喝拉撒、欲求、希望、权利、度假、房贷、工作、债务、爆胎、网速、社交媒体、人际关系、小毛小病等等，没完没了。与此同时，那些超级富豪却悄无声息地、超出想象地变得更富了，甚至超越了人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富豪。在我们没注意的这几十年里，金子、银子、票子，不断地上升、跃升、飙升，全都涌进了金字塔顶端，数目大得吓人。
大到什么程度？2017年，乐施会的报告显示，8名顶尖富豪的财富和全世界最贫困的那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相当。容我重申一遍，不是最富的80万人，也不是8万人，800人，或者80人，就是最富的8个人。这8个男人，手握着全世界半数的财富。
所以，那帮富豪，他们确实跟你我不一样。现在更不一样了。
他们现在就像是他们自己都不适应的新国度的公民。他们每天醒来就得面对一堆稀奇古怪的挑战，一个见所未见的环境，一片完全陌生的风景，连个旅游指南都找不着。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该怎么小心翼翼地迈好每一步，避免因为特殊的地位导致犯的错被放大呢？毕竟，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本指南宝典，教你和你那七个哥们儿该怎么妥善管理全世界半数的财富。
亚里士多德几千年前就说过：“给人钱是一件简单的事，任何人都能做到。但要决定给谁，给多少，什么时候给，为什么给，以及怎么给，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从我们智人有了“钱”这个概念，就一直在琢磨富人到底该拿他们的钱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跟“到底该不该有富人”这个问题分开讨论，可要是把这两个问题搅在一块儿，又会把自己绕进修辞的死胡同。除非你同意安德鲁·卡耐基1889年提出的观点——被称为“涓滴效应”理论，主张若资本家在积累和分配财富方面都被放任自由，社会就会繁荣——要不然，一说到已经富得流油的人为什么要捐钱、捐钱有什么用这些问题，准会被批判不平等的声音给抢走话筒。
1916年，约翰·D.洛克菲勒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想象一下，把1000个百万富翁的钱全给一个人，这人就是老洛克菲勒，而在他那个年代，买下一整栋房子只需1000美元。打那以后，超级富豪俱乐部的会员数量一直悄悄地在加速上涨。2023年出炉的第37期《福布斯》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榜显示，现在已经有2640个亿万富翁了。事实上，比尔·盖茨是第一个身价突破1000亿美元的人，那还是在1999年。打个比方，要是把这笔钱全换成25美分的硬币，能塞满八座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那么大的建筑。如果一个普通美国人（以2023年为例）平均一个小时挣33美元，一个星期挣大概1300美元，一年下来税前也就68000多美元，那这个普通人跟比尔·盖茨一比，数学上而言，相当于一粒沙子对上了一个整个月球。
这本书就是要聊一聊这样两位堪比整个月球的人物。瞧一瞧，这么多年过去，随着他们的交情越来越深，他们心里的轻重缓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当然主要是已经公开的那些，还有他们一起经历的那些时光。还要说一说他们爱的那些事，他们爱的和爱他们的那些人。
（本书摘自《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改变世界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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