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经济“制高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规模反腐运动推进了一系列关键目标：极大恢复了外界对中共致力于按能力提拔干部的信心；逆转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公共部门主导模式；削弱了既得利益阶层阻挠改革的力量；提高了习近平在私营部门中的人气（虽然在官僚机构中情况并非如此）。总而言之，习近平铲除腐败的行动，为中共和改革派增添了力量。问题在于，后者的改革决心究竟有多大。
习近平显然不会就此偃旗息鼓，在10月的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旨在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构建更为公平的竞争平台。如果这些改革实施得当，将为合同的制定和执行创造更加有效的体系，放宽市场新参与者的进入渠道，并强化中国竞争法的应用。
更加忠于法治的举措，会创造出减少私营部门欺诈行为（包括财报造价）的法律和经济基础。再辅之以不断增加的资本获取渠道，将有助于加速服务行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
中国公共资产数量庞大，其中包括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土地，以及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的多数股权。更合理地管理公共资产是对上述措施的补充。这将有助于刺激竞争、鼓励创新、强化金融系统，并扩大融资渠道。
问题在于，中国如何实现这一点。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遵循着从前列宁主义的“制高点”模式，即党掌握着所有政治权力，并控制着主要企业和经济部门，虽然推动增长和就业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在此背景下，中国所追求的“精英管理专业化”非常重要，但这不能取代公共或私营部门中的真实竞争，至少在追求创新和结构改革时不能取代。
当然，习近平可以直接宣称，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过去奏效，未来也将行得通。但发达国家的微观经济动态（中国正成为发达国家）表明，上述说法不大可靠。因此，习近平也不太可能发表上述观点。
替代方案可能是着手实施持续私有化项目，以缩减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但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运行良好，令政府可以通过极高投资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许多发达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中，只有极为有限且未能精确统计的资产，以及规模庞大的债务和非债务偿付责任，并因此深受其害。
事实上，鉴于资本和劳动间的收入分配日渐失衡，增大公共资产储备显然是有利的，因为它能间接平衡资本和财富分配。公共资产不仅可用来缓冲冲击、对抗不利趋势，还有助于为扩大社保范围提供资金。
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国有资产的规模，而是这些资产过度集中于少部分企业和行业中——这种情况会为经济表现带来风险。有鉴于此，合理的解决方案不是处理掉国家持有的资产，而是逐步使其多样化。
这种做法将带来一系列好处。首先，这将使庞大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市场职能增加相调和，提振就业、刺激创新，并推进整个经济体的结构转型。为此，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经济体知识技术基础的公共投资依然至关重要。
此外，中国国家资产的多样化将极大深化其金融市场。未来数年，随着国有部门市值的已交易或可交易份额，将从目前10％-15％的较低水平逐步上升，与此同时，更多机构投资者将参与到中国的股市交易中，例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目前，中国股市还是散户的天下，这将为日渐富裕的中国民众提供更多储蓄选择，并增强对长期投资和发展的支持力度。
债券市场也会从这些举措中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和国有部门间界限逐渐模糊，将削弱国有部门获取及过度使用银行融资渠道的优势，令企业债券市场扩张。
随着社会保障系统和主权基金等公有实体持有更加多样化的资产组合，干预市场、偏袒国家持有多数股份的现有企业的诱因将大大减少。再加上竞争法执行力度加强，将大大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
明确界定受托责任和治理，将有助于确保公有资产经风险调整后的长期回报实现最大化，使国家和公民成为受益人，市场则成为效率与创新的裁决者。管理最完善的国有企业将脱颖而出，适应不断扩大的市场竞争，并实现创新与规模经济的结合。
事实上，公共部门资产管理可以“外包”，由私人资产管理者竞争上岗。这将加速资产管理部门的发展，并为储蓄者和投资者带来长远好处。
中国让市场扮演决定性微观经济角色，无需放弃持有大量资产带来的安全网。中国可以摒弃“制高点”模式，发展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从而达到两全其美。这一切只需要政府持续且坚定地致力于追求公众利益。当然，还需要执行得法的改革战略。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