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王延春/文
当城市在高楼大厦、钢筋水泥、汽车路网的捆绑下无法呼吸之时；当忽视了地域的自然景观、历史传承和文化脉络,“人工造城”无节制的扩张悲剧在多地蔓延之际, 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反思过去20多年城镇化进程中走过的弯路。
2017年1月12日至15日，建筑界、规划界、设计界专家以及地方官员汇聚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楼纳乡村，反思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让“摊大饼”式的城市可以呼吸；如何避免 “见山就推、见沟就填”的大拆大建式的野蛮开发，同时，探讨“蔓藤城市”试验在一些地方蔓延开花的现象。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勘察设计大师崔愷告诉《财经》记者，所谓“蔓藤城市”，就是采用自由式布局的方式，依山就势、路随山转，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让城市和乡村建设顺应当地地文，倾听当地景观地貌的声音，倾听当地居民的诉求，敬畏当地的历史传承和文化风俗，让城镇建设犹如自由伸展的枝蔓顺应天地，城市的路网沿着山水顺势而为，村庄的小路与四野结合，在乡村的机理上培养出城市功能，亦城亦乡，将生活、生态、产业并重展开。这是一种乡村逐渐成长为小镇，小镇进而成长为小城市或大城市的过程。
据悉， 目前这种模式正在一些区域趋热。实际上，“蔓藤城市”的理念在国外早已有之，哥本哈根、米兰等城市犹如蔓藤般生长，路网犹如枝干向四周辐射，城市在自然中延展呼吸。这与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提出的“花园城市”的理论类似。
为了让中国更多地方生长出“蔓藤城市”，近日全球知名建筑师、设计师、城市规划师等在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楼纳村成立“国际建筑师公社”，共同关注中国的乡村复兴，探索城镇化建设的新路经。
城镇如蔓藤般生长
贵州黔西南州万峰林新区的山水城市正在建成，自由的路网将沿途村镇的风景勾连，在保存下来的山水、地文、民俗、文化之上，建筑师将城市的便利和功效不着痕迹地镶嵌其中。延续的生态农业景观描摹出田园城市的别具风格。万峰林的山水之城仍在建设中，但已引得各地游客绕道贵阳直奔这里 ，并且全国的设计师、建筑师和地方官员也纷纷前来观摩。
正在万峰林新区忙碌的崔愷院士告诉《财经》记者，“蔓藤城市”的理念源于自己在万峰林新区等地的规划实践，这种实践逐渐被建筑设计界和地方政府所接受。“蔓藤城市”是一种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田园环境为目的的有机生长规划模式。这种模式是对过去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的粗暴、冒进的一种纠错和反思。
崔愷院士希望，万峰林新区的规划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条探索路径，他认为这种模式适合大城市周边规划，中小城镇以及偏远山区村镇的建设。“城镇化建设中，不是村庄要消失，也不是村庄永远是村庄，而是自然而然地让城镇成长。历史上我们用城墙来防御外敌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今天我们应该用绿墙来限制自身利益和欲望的膨胀。这需要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场自我救赎。”崔愷表示。
记者了解到，万峰林新区这样的乡镇建设模式正在其他一些区域实践，贵州省的青岩镇、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楼纳村、陕西的陈炉古镇、浙江桐庐县、江苏昆山青洋港、海口大英山等等，“蔓藤城市”的试验正在各地蔓延开花，成为一种新的城镇化建设现象。
《财经》记者了解到，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5年的56.1%，尽管城镇化率年均提升约1%，但过往建设中也存在由于从政府政绩出发，从资本的扩张欲望出发，导致不顾区域地文、不顾原住民诉求，炸山填湖、坎树焚田，造成许多地方在小城镇建设中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
贵州万峰林新区、楼纳新村等地在城镇化推进中，正在实现既有老屋、古井、古树、河水，记得住乡愁，又有创新的设计规划，将传统与现代创新多元混搭。“蔓藤城市”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然和田园环境，保护环境的善意和人类欲望的约束理念得到一些建筑设计界大师和地方政府的认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采取“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少数人的意图规定了城市大多数人的选择， “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区域风情被搞成千篇一律。对城市自然要素的复杂性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地域的水文、地文等自然体征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
据了解，“蔓藤城市”这种建设城镇化的方式，也得到地方居民的认同，在一些区域的实施中，建筑师反复调研，与当地住民沟通，政府部门听取城市规划师的建议，多方尊重当地的民俗文化，当地居民自发起来改造自家民居，配合政府保护当地地形地貌。“这种模式让地方政府既少花钱，又得民心”。
崔愷建议，根治当前大城市的“城市病”也可以采取“蔓藤城市”的理念，对城市进行改善，铲掉一些工业区，变成绿地，疏解一些密集路网，变成园林，从而让大城市也可以呼吸。
反思城镇化“冒进”
推进城镇化进程，不能以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思维来指导，否则很容易走入误区盲道，失去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意义。
王建国表示，如今中产阶级的消费观已发生变化，他们追求未来生活的质量，对居住空间有了多元的需求，近两年出现的“逆城镇化”现象值得关注。城市人“下乡”热的反向人口流动已成趋势，这种趋势催生了“蔓藤城市”现象。
据了解，从2010年起，每年大约1000万农村新增流动人口的壮观局势已不见。新生代农民对城镇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中产阶级为了追求安全的食品、新鲜的空气以及青山绿水环绕的生活方式，反而纷纷下乡插队。鉴于需求的变化，过去城镇化进程中的大拆大建、千篇一律的开发模式已时过境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晓江表示，“蔓藤城市”热有一个大背景，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农村集体土地改革，农地逐渐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随着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的速度逐年降低，以及中产阶级对人居环境和城市空间载体的需求转型，农村实现就地城镇化以及就地非农化成为现实。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表示，以往在城市规划中也曾有类似“蔓藤城市”的思维，但是由于时机不成熟，许多地方的实践往往夭折。现在在城镇化建设的转折点上，蔓藤城市的理念被越来越的人士接受 ，正是城镇化建设的反思现象。
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表示，中国“九五”和“十五”期间，提出不失时机加快城镇化发展，但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冒进，造成城市和开发区的急剧扩张与大片良田的泯没，引发严重的环境资源破坏，土地的城镇化超速于人口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认识误区：城镇越大越好，宽阔笔直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整齐的绿化带，不断飞涨的房价。城镇化就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叠加。
这种片面的理解成为城镇化推进中的一种惯性思维，崔愷说，蔓藤城市的理念推广非常艰难。由于过去几十年城镇化建设的惯性思维，很多地方政府，参与企业甚至是城市设计师、规划师，在建设中仍担心路网不宽，城市不大，不像心目中的大城市难以实现招商引资，这种惯性思维导致一些地方在尝试蔓藤城市之中阻力很大，“一些符合当地地文特点的规划最后顶不住地方政府官员的意志和资本方的压力，最后被修改了。”崔愷表示，对绝大多数急于快速膨胀的城市来说，美丽的规划抵挡不住资本和利益的压力，单调乏味，缺乏情感，丢失本土特色的城镇建设比比皆是，更痛惜的是，危险的城市扩张急速地吞噬着乡村风景，城市规划的思维导致大规模的村落搬迁，抵御的历史文脉被切断。
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宋春华告诉《财经》记者，仅仅是建筑师的觉醒与反思是不够的，还应让更多的地方官员和资本方能深思未来乡村复兴之路，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更有决定城镇化推进路径的权利，希望蔓藤城市理念能够更好地教育更多的人。
不过一些专家也担心，蔓藤城市得推进中不能搞成一场运动，规定今年建多少个，明年建多少个，这将违反蔓藤城市自然延展、顺势而为的生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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