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资本市场:从0到1的突破|我们的四十年

《财经》专题制作团队  

2018年11月23日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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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探索,市场经济的理念日渐清晰,但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可谓千头万绪,其中关键一环,就是如何利用市场筹集资金,发行债券和股票,并进行证券交易,这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本市场。

致敬中国改革开放,11月24日《财经》推出新的系列专题:“创建资本市场:从0到1的突破|我们的四十年”。此前,《财经》先后于10月12日、19日、26日和11月2日、9日、18日推出有关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深圳特区、国家体改委、价格闯关和国债发行改革等专题,社会反响良好。

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探索,市场经济的理念日渐清晰,但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可谓千头万绪,其中关键一环,就是如何利用市场筹集资金,发行债券和股票,并进行证券交易,这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本市场。

当时,从北京到纽约,从上海到深圳,一批在华尔街工作的海外留学生、国内一些视野开阔的金融专家们,以及主张金融体制改革的官员们不谋而合,大家建言献策,积极行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零的突破。

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联办的主要创始人和改革的亲历者,《财经》总编辑王波明先生特邀两位联办的主要创始成员——高西庆先生、李青原女士共同回忆资本市场从0到1的诞生过程。

(左起: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

1987年,王波明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亲历了华尔街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当年10月19日,股市大幅下挫23%,整个华尔街哀鸿遍野。彼时,高西庆任职于美国著名律所Mudge Rose,李青原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并带领全球股市全面下泻,引发金融市场恐慌,及随之而来的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图/法新)

由于美股暴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务处邀请高西庆讲述美国资本市场的暴跌对中国的影响。当年11月,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他们亦开始思考,美国的资本市场跟中国的关系。

留美期间,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高西庆、刘青原、王巍、刘二飞等都是CBA成员。他们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很强。

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等八人共同完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提出了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构想。

王波明当时所在纽交所的老板罗杰·库巴里奇对他说:“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不可替代。”1988年6月,王波明在高西庆的鼓动下从纽约回到北京。

“因为知道事业艰难,咱们一旦回国,就得坚持不懈,基本上一辈子就是搞这个了。我与高西庆都没有拿绿卡,这等于自绝后路。”王波明回忆道。

回国不久,1988年9月8日,王波明受邀参加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即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议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中国经济界最具实权的机构和官员悉数到场。

(资料图: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万寿宾馆)

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等进行了讨论。人行副行长刘鸿儒在会上表示,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人民银行做不了主,需要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

白皮书很快被递到了中南海。1988年11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主持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了张晓彬、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关于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汇报。姚依林表示,条件还不成熟,但非干不可,并最终拍板由体改委牵头,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国家有组织研究和筹划,所谓“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资料图:左起:姚依林、张劲夫)

得到了尚方宝剑,关于证券交易所的设计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开展起来。1989年3月15日,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决定成立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经叔平任理事长,张晓彬任秘书长,宫著铭任总干事,王波明任副总干事,高西庆任首席律师。

(资料图: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筹备会。)

(资料图: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签字仪式。)

“联办对创造中国资本市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功不可没。”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称。

1988年时任联办理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经叔平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建议组织一个为上海经济建设提供咨询的国际企业家顾问委员会。一年后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希望加快开发浦东。4月,在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朱镕基透露了即将开发浦东的决定。但开发预算高达几千亿元,这对于当时的上海财政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在听取了宫著铭等人的建议后,朱镕基决定支持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高西庆回忆称,当时上海与北京比没有什么优势,朱镕基想要上海重振雄风,而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搞起来。

随后,上海市委成立由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请联办来合作筹建。经叔平开始将联办的年轻人介绍给朱镕基。

彼时,章知方应邀担任上交所筹备组副组长,从交易机制设计到交易员培训,联办全程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这段时间是联办人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联办成员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作为STAQ系统的主要参与设计者,王莉回忆称,很多人都是从头到尾培训。

(资料图:联办工作人员奔赴全国各地进行证券市场调查。)

“交易所50条电话线也是朱镕基特批的,可以想象当时工作的困难程度。”王波明回忆称。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随后,联办还在北京创建了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即业界所熟知的STAQ系统。所谓“两所一网”。到12月,“两所一网”相继投入运行,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从1988年回国,到1990年证券交易所落地,两年的努力,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90年12月中旬,位于上海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原理查饭店)内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开业庆典上讲话。图/新华)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孔雀厅开市。图/新华)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市民为办理股票账号登记手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门前排起了长队。图/新华)

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等联办人都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毫无疑问也会诞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但老一代领导人的开放心态极为重要,他们完全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去尝试。”高西庆表示。

在李青原看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一方面解决了钱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机制问题,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对中国的各项改革,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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