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是中国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首次举行的大型政治活动，代表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重新走回正轨。这次“两会”也可能算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届。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告一段落之后，却骤然形成了全球大流行，使得国际经济与贸易受到了更加严重和不可测的打击，国际产业链也变得愈加脆弱。
其次，今年又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到底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蝉联还是民主党的拜登登顶将在11月揭晓谜底。经验表明，每到美国总统选举年，中美之间的关系都会有很大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22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不到万字的篇幅，对中国今年的主要发展目标和任务做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对笔者而言，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四个关键字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是“稳”。本次政府报告中并未设定GDP的年度增长目标，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回顾40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中国已有三次未设定GDP的增长目标，分别是2000年－2002年。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疫情冲击，叠加美国选举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设定GDP增长目标显得不太合理。强行设置目标可能会造成各地只为短期经济增长而过度举债投资，由此引起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债务恶化等问题将会有损于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健康增长。
当然，未设立经济增长目标并不代表中国不再重视经济增长，而且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来看，设定失业率目标，即“稳就业”的意义更大。
首先，失业率是经济增长的反向指标，能控制住失业率也就说明经济增长是有保障的。
其次，相对于GDP增长率可能出现的重复计算等问题，失业率在“技术上”更具有参考意义。
第三，随着中国步入中高收入的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将是长期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关注就业与分配问题。例如，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目标就是失业率。当然，相较于GDP数据，中国目前的失业统计数据并不全面和准确。中国的失业数据主要来源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前者只覆盖了城镇常住居民，后者是入户随机抽样，因此受制于样本的覆盖面和统计精度。
此外，两者都没有计入2.9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国的失业统计也应该以社保账户的失业保险金申领数据为准，只是据估计目前失业保险在中国劳动人群中的覆盖率只有25％左右。
第二是“保”。本次报告提出的财政刺激计划低于市场预期。报告宣布中国将中央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意味着增加1万亿元财政拨款，外加1万亿元特别国债，中央将释放2万亿元到地方协助疫后恢复。
此外，地方政府还将发行3.75万亿元的专项债（比去年增发1.6万亿元），投入地方建设。此次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明显大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了抗疫纾困，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大幅跃升至14％，连一向财政谨慎的德国都将公共财政赤字率提高到了7.25％。相较之下，此次中国的财政刺激规模既低于美欧主要国家的刺激幅度，也比2009年中国推出的4万亿刺激（外加10万亿元以上的地方配套）要明显缩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在于中央对中国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采取以稳为主的战略，以“保经济民生”为基本目的，留足余量。也就是说，中国为了可能的疫情反复和国际经贸合作的后续冲击提前储备了“弹药”，目前引而不发，是为了未来遭到新的冲击时还能从容应对。
对于2009年经济刺激规模过大而引致后来痛苦的“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反思，也可能是此次经济刺激规模相对保守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护”。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以更大的对外开放应对逆全球化浪潮，从而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开放”一次共出现了10次，成为当仁不让的“关键词”。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攀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贸易国，经济规模也跃升到了世界第二。作为经济体量世界第一的美国，不少政客已深深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之中，“中美脱钩”的政治诉求在不断加强。
今年1月中国刚刚与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为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打上了一个“逗号”，但是科技、金融、经贸规则等方面的摩擦却未见缓解。美国的单边主义严重地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全球疫情的肆虐又进一步打击了本已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为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游的中国，受到了单边主义和疫情的双重打击。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贸局面，一方面，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悲观。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而又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以及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市场。因此今年，埃克森美孚、三星等大企业继续在中国追加重大项目投资。更有甚者，作为世界500强之一的霍尼韦尔将其新兴市场总部设在了武汉。事实上，产业链、供应链的移出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以及主要面向美国市场的产业。多数在中国的国际产业链，在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下只是被迫部分移出。据美中商会去年末的问卷调查，70％的美国在华企业没有考虑减少在华投资，20％的企业表示可能会部分移出自己的业务，只有不到10％的企业表示计划未来离开中国。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短期内国际产业链移出中国并不现实，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它成为趋势。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是廉价的劳动力和松散的环保措施，现在我们需要依靠开放的大市场以及优质完善的制造业和商业体系。前者就是以中国不断推进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为代表的市场开放改革和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高水平国际间贸易协定，后者则有待于我们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改革。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自身不懈的改革开放，让外资无法拒绝一个世界级的庞大消费市场和完善产业基地，让世界与中国脱钩的图谋破产。
第四是“助”。政府工作报告通常都是阐释总领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此次却在报告中三次提及助力湖北。原因不言而喻，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是中国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付出的生命财产代价也最为巨大。
就笔者看来，救助乃至建设湖北并不只是为了疫后恢复，它关乎着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效果。湖北地处中国中部，既没有占到东部沿海地区参与改革开放与国际分工的先机，也没有享受到西部大开发的优惠。一直以来，湖北所代表的中部地区尴尬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马鞍型的中部洼地。但是疫情的暴发告诉了我们湖北至少在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和问题。其一，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暴发不久就迅速传遍全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武汉九省通衢的交通地位。然而，武汉仅仅是人流的集散中心，却没有成为物流的内陆集散中心，武汉甚至都没有入选23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城市。其二，湖北是中国产业转移的战略支撑点，随着东南沿海的劳动用工成本迅速高企，许多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基地逐步转向了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和制造业基础的湖北。本次疫情初期，全国出现了极端的“口罩荒”，这是因为湖北光仙桃一个市就占了全国无纺布（口罩的必要材料之一）60％的产能。被严格封锁的湖北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现了它在中国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疫情之下凸显了完整制造业体系的重要性，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注意维护制造业的完整，更加重视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重视产业升级，尤其是产业内的升级。
“保”、“稳”、“护”、“助”是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关键的字。以保民生和稳就业为首要任务的“六保”和“六稳”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通过坚定的改革开放维护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是中国在风云诡谲的国际经贸合作中坚定不移的应对战略；助力湖北则不仅是救助抗疫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对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乃至“长江经济带”和“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的进一步重视。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