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双减”政策的影响，大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或倒闭，或裁员缩小规模，看上去繁花似锦的行业，几乎一夜之间“流水落花春去也”。教培业有大量的从业者需要转行再就业。这些人的再就业之路变得很艰难，许多人投递了一份又一份简历，却一次次被拒绝，哪怕降低薪资和岗位的要求，也很难求得一份比较体面的职业。有些单位的HR干脆直率地说：““对不起，教培行业出来的，我们不要。”
曾在教培行业做得风生水起的年轻人，何以遭遇至此？其原因首先当然是政策力度太大，使一个行业失去饭碗的人太多，其他行业很难短时间内消化；还有一个原因，我以为是教育培训是一个相对固化、开放性不强的行业，使得从业者跨行业转型难度增大。
专业、职业、行业，这三者是有关联而又有区别的概念。毕业生在大学读某种专业，如法学、财会、农学或中文、历史这样的基础性学科，所学习到的是为职场做准备的专业知识，未来的职业不一定和专业对口，但专业是一个毕业生将来就业最重要的“本钱”；职业则是毕业生在职场上找到的工作是做什么的，比如是法务工作，还是财会工作，或是做程序开发、维护，做教师、医生或公务员；而行业就是工作所在的行当，如机关事业单位，新闻出版业，金融业，能源企业，或互联网企业。不同的行业对专业要求可能有偏好，其岗位设置有差别。但有些职业的普适性强，具有跨行就业的巨大空间。比如一个财会金融专业毕业的年轻人，可以去银行、证券公司就业，也可以去一般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里做财务管理人员。他们既能在本行业内跳槽，也能跨行业就业。
教培行业除一些综合管理岗位如人力资源、财务、法务人士，其他主要的岗位是授课——给学生补习。这种职业比较封闭，与其他职业关联性不强，教培岗位上的经验和业务能力对其他行业价值不大。在教培行业哪怕做到“金牌讲师”的地步，在本行业跳槽，可能会很有竞争力，但去其他行业，几乎需要重新积累经验值。在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教培行业高歌猛进的时期，这个行业需要大量人才，其吸纳的不仅仅是师范专业的毕业生，更多的是211、985乃至清华、北大等名校各种专业的毕业生。教培机构看重的是这些毕业生学历所带“光环”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而且能考上名校的年轻人做题能力强，假以时日就能打造成专为应对考试的培训师；对教培行业趋之若鹜的毕业生则看重的是教培机构提供的高薪。于是，二者各取所需，涌入这个行业的各专业的优秀毕业生逐年增多。
这个行业一旦出现大规模裁员潮，那些不论是学法学、金融、中文、新闻传播或计算机、农学等等专业的培训师，到其他行业从事某项专业工作，必须从头开始。假设一个媒体机构的HR，他想招一名记者或编辑，要么通过“校招”招聘刚毕业的大学生，要么从本行业引进有工作经验和业绩的从业者，为什么要招一个做了好几年校外培训的人？——哪怕这人是名校新闻传播专业毕业。教培机构的从业者想转型为学校的正式老师，牵扯到编制问题，更不容易。
即使没有“双减”政策的出台，教培行业的畸形繁荣也不可能持久。高薪吸引大量高学历的人才涌入这个行业，必将导致竞争激烈而产生“内卷化”，相当一部分从业者仍然会面临跨行业转型的压力。其所处的困境和现在是一样的，不过只是“温水煮青蛙”，不像当下这样集中爆发。在我看来，政策的强大驱动力，让一些进入到教培行业的年轻人不得不提前转型，去其他行业找工作，倒是件好事。如果不能在教培行业做一辈子，那么待的时间越长，其沉没成本越高。
我以为教培从业者转行难可以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教训和启示：年轻人在择业时，不应该把薪水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而更应看入职的行业和岗位的开放性和所提供的职场成长空间。如果只在乎东家给多少薪水，很可能就如众多进入教培行业的年轻人一样，拿了几年高薪后，一旦行业萧条，想换个行业找份活干，发现竞争力还不如刚刚毕业的后辈。前几天一位38岁的摩的司机火了，他是中山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生，毕业后本来在一家出版机构工作，后来和朋友合办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专职从事教培，前段时间不得不从教培行业离开。开摩的或开滴滴、送外卖不失为一个过渡性就业的合适方式。假设他一直在出版行业或者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想再换一个工作会比现在从容得多，他在职场的价值会因已有的业绩和经验得到提升，而非现在这样尴尬。
甘蔗没有两头甜，职场也是这样。曾经的教培行业刚入职者就拿能高薪，到后期遇到较大的人生落差，应属正常。好在这个教培从业人员多是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转行虽然不易，但还来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