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以来关于中国地方债务的讨论热度一直不减，充分表明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论者大体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悲观派更多看到债务的规模和局部地区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乐观派则更多从总量思维出发，指出债务比例尚在安全范围内，以及中国经济宏观面的良好前景所预示的债务消化能力。
在大体认同乐观派判断的同时，人们也需要清醒认识到加快推进地方债务处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量思维的缺陷在于忽视个别地方濒于财政破产边缘的现实，以及局部地区债务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的溢出和联动效应，尤其考虑到一些地方债务以金融产品的形式在全国性金融市场发行和流通。就像银行流动性危机，从来不是因为流动性总量不足以覆盖风险敞口。就像一个强壮的有机体，也不能轻忽局部组织的坏死，否则其引发的并发症，有可能累及整个机体的健康运行。
修复可能的出血点，尽快出清淤积债务，才能疏通金融体系梗阻点，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水平，保障宏观经济的顺畅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给银行减负。当前很多地方债以展期复展期的方式在银行体系滚动存续，占用了很多流动性资源，拖累了货币政策传导效应；而新发行的地方债以及中央财政拨款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填补旧账，未能更多发挥预期中的用途，这也是中央特意强调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原因所在。
具体到如何处置地方债务，办法有很多，关键是如何兼顾和平衡各当事方利益，归根结底可能要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和金融之间分摊处置成本，一定程度的兜底和撇账恐怕都在所难免。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涉及债务处置的实践和经验都不少，足资借鉴。
其中重要一环是借助市场化手段盘活地方存量资产，这需要加大城市运营力度和金融深化程度，根据现金流有无和资产可变现程度来分门别类进行处置和运营。如果处置得宜，一方面，可以为城乡产权一体化提供重大契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丰富金融市场产品种类、层次和规模。此外，还可以通过推进一些要素指标的全国流转，来为一些地方资源的转化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土地财政及其式微被认为是地方债务勃兴和陷入困境的根源，这多少有倒果为因之嫌。地方债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地方竞争导致的产能屡屡过剩、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举债模式和渠道的局限，以及金融市场的欠发达，进而导致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当前，产业布局的一个悖论是地方如果没有相关产业基础，则不可能在中央层面产业规划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不可能享受相关产业政策倾斜。这就导致在地方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不惜以平地起高楼模式竞逐新产业的现象屡屡发生，由此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那些“落败”地区地方债务的积累。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加剧了地方债务腾挪空间的逼仄，但不是根本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过多年竞逐之后产业布局大体成型，各方理应追求更为协调的发展方式。所谓区域协调发展，不应再是四面点火到处开花，而是因地制宜，各美其美。这就需要彻底改变唯GDP（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而更多以地方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和谐程度来论英雄。
除了GDP竞争，人们也总是担心一些地方的人口和人才的流失，造成地区发展失衡，因而倾向于推进在地化就业，进而导致违背市场规律在不适宜一些产业布局的地方大干硬上。其实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实践表明，人口和要素的流动和有机结合，才能带来发展红利的最大化，才能更好实现沿海反哺内地、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而在此过程中伴生的观念革新和资源流动，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得以构建的最根本基础。
根据资源禀赋和人口变迁前景，一些地方的发展潜力大体可以测算出来。与其过度负债前行，不如把宝贵的资源更多向保民生倾斜。在此基础上，更多发挥市场配置发展资源的作用，从而打破银行将居民储蓄转化为地方债务，再投入到政府规划的产业发展中去的固有发展模式。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好的人居环境能更好地促进人口和资源的双向对流和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地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