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奎松: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博弈

来源 | 中信《经济导刊》 作者 | 杨利红  

2023年10月09日 16:10  

本文8647字,约12分钟

(​丁奎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023年7月,100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基辛格时强调,展望未来,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关键是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

党的二十大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实际上对于今后的外部环境以及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我们可能面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美两国力量发生变化

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大国间合作伙伴关系。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从中美两国力量结构谈起。

新世纪的头十年,中美发展呈现中国集中全力发展自己和美国伸出手来干预世界事务的局面。这和2001年“9·11”事件有关系。“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先后卷入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耗资数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反恐行动,大大消耗了美国国力。按照美国的计算,到2010年左右,美国在中东和西亚战场上花了约3万多亿美元。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经济遭受重创,打乱了全球金融结构。美国解决次贷危机的核心,就是资金链不能断。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到北京见中国总理,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支撑金融运转,使美国金融走出危机。

当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GDP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跃升到2012年的8.5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力量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解救金融危机的主力军。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与反应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1993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怎么为中美关系定位,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我们提出希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克林顿政府将对华政策确定为“建设性接触”,在中美关系定位上,中美达成了致力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共识。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快车道。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轰炸,引发了中美关系的“第二次危机”。北约解释误炸原因是地图错误。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必须严惩凶手并赔礼道歉。事情最终按照中国的要求得到解决。5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回国的我驻南工作人员,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关系。

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代表共和党的右翼,他对华态度很强硬,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到美国去,与美国的相关高层沟通,最终小布什在台湾问题上没有采取措施,延缓了中美关系出现碰撞的时机。就在这一年,“9·11”事件发生了,中美在国际反洗钱、金融合作、反恐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中美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

2002年年底,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同志去美国访问,发现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美国用“崛起”来描述中国的发展——中国崛起向何处去。实际上,中国“和平崛起”实现的背景就是中美之间互动,是争取政治互信,推进正常的大国关系发展,推进合作共赢。

200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向全世界阐释中国的发展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也不会像前苏联那样。中国希望能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和各国一起发展。

2005年,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美国应欢迎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应向前延伸,覆盖更多领域,共同担负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

2008年,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题为《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的文章,主张组成两国集团,就是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洲。

2009年9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又提出,中美相互要“战略再保证”。美国欢迎作为繁荣昌盛大国崛起的中国,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而不是相互竞争对抗,但前提是中国保证发展不以他国安全和福祉作为代价。

随着中国的崛起,客观上造成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由此,美国产生了焦虑,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在美国主导的圈子里仅作为一个合作伙伴,为美国分担责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则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国内也开始讨论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建设性合作关系”已经不适应中美关系变化,所以我们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则。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访美时提出,“中美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5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致词时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关系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12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来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这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现在,针对美国跟我们搞竞争,习近平主席又提了三个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就是和平共处。

2016年9月杭州举办G20峰会,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谈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指出中美合作有利于国际治理,两国应在三个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治理、国际发展。

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初,表面照搬我们提出的三个原则。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和11月特朗普访华,我们都在尽力维护中美关系,而特朗普却不断在搞小动作。

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现在我们仍然在追求这些目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外交路径基础,也为中国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中国对于整个世界新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处理之道以及中国的愿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确保中国的发展,也确保世界的安全,这是中国自始至终坚守的一条红线。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个表述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宗旨是一致的。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提出要建设“五个世界”。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是要称霸。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到“天下”,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说明中国人是胸怀天下的,在中国发展的时候要放眼世界,而绝不是照搬中国古代机制上的一些东西。第二所谓“内圣外王”,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第三要实现立己达人的天下文明。把自己发展起来,把朋友发展起来,大家一起发展,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内涵。

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比如说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丝路精神,亚洲安全观,亚太共同体,正确的义利观,所有这些都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出来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在理论和外交实践上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三年,习近平总书记提了三个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特别是他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这和新型大国关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三个倡议充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机制上的概念,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动力,文明是发展与安全的土壤。

中美博弈的现状和发展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可以说,特朗普是美国民粹派的代表,举着“美国优先”的大旗,明确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极端反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科技战。特朗普政府跟中国搞了几轮贸易战。不仅是对中国,对美国的盟国——欧洲、韩国、日本,特朗普的意图照样是要钱,挑起各种贸易争端,直至和日本、韩国、欧盟达成一系列新的贸易协定。美加墨三边的自由贸易体制也推翻重来。

2020年,两国达成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协议暂时缓解了中美的紧张关系。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三年里,由于各国采取的封控政策,造成了国与国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坍塌,产业链的断裂使得当时中美这个协议很难完全达成。特朗普政府末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有所缓和,但在意识形态、外交、安全等领域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2021年1月,一份名为《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文件提前解密,是由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负责起草的。文件提到,美国要与盟国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强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能力和意愿,确保美国成为印度期望的安全事务伙伴。提出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这些文件都是美国国安军事部门,也就是所谓的深层上的美国所策划的。而这一套东西是有连续性的。

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坚持改革开放与合作发展的总基调,对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反对“台独”,已经亮出了底牌,期望能够稳定中美关系,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02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是国家领导人少有的公开提出美西方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这也表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影响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对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主要原则

2023年两会期间,李强总理讲要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强调要把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2022年11月会晤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转化为实际政策和具体行动,认为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

现在我们对美国所有的高官提的都是,美国要先把共识落实,然后双方再开始对话。我们讲了几点:

第一,要向美国讲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战略意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推进建构开放型的世界经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最大的诚意同美国沟通,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双方关系,强调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安全网。

重申中美关系不应是零和博弈,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两国各自的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这是我们对美国的三项保证。同时也期望与美国共同担负起全球治理、促进和平发展和促进世界新的秩序的责任,为世界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有不同的分歧大家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谓的“民主对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在事关我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突出强调台湾问题对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台湾地区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国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玩火者必自焚,中国要求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个中美联合公报。

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做了保证,他说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最近布林肯访华的时候再次重申,美国遵守拜登政府做出的承诺,期待同中国高层交往,保持畅通沟通,负责任地管控分歧,寻求对话交流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谈到,展望未来,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关键是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中美关系已到了一个关键点。

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先提出来美国要同中国开展极其激烈的竞争,要求中国按国际规则办事。

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发布的《过渡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方针》,开宗明义就讲,把中美博弈看成是国运之争、体制之争。意思是美国的命运维系在目前一系列的国际发生的事态当中。所以,目前的大国竞争是关乎美国国运的。

2021年3月,中美高官在阿拉斯加安格雷齐举行战略对话时,杨洁篪主任对美方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当时中国政府上下对拜登政府是有所期望的,但是上台两个月事实表明了拜登政府还将推进前届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

美国现在想要阻止中国发展,把中国打压下去,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但美国完全有能力拖慢中国的发展进程,通过贴身肉搏跟中国进行竞争。

美国发布两个报告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个报告是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就是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强调中国是唯一具备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以及日益强劲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支持其实现意图的竞争者。报告中还提出,在这个关键10年,美国将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在包括印太、欧盟、北极等在内的全球范围内,不断强化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联盟。“未来关键10年”其实就是指的2022年到2032年,也就是我国“十四五”到“十五五”这10年,美国要在这10年尽全力拖慢中国的发展进程,有可能的话把中国的基础瓦解。所以这个时间段的意涵非常重要。

第二个报告是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自由开放的亚太”有几个含义:一是促进印太地区在政治、海空域与新技术领域的自由开放。美国在中国的南海有个“航行自由计划”,宣示美国要保持航道自由,包括台湾海峡等地区。二是基于美国的盟友伙伴关系,加强印太各国之间及同域外国家之间的联系,促进印太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美国这两年在我国周边设置了几个多边的进程,如美日印澳在拜登上台之初已经升级为元首级的机制。美日韩联盟本来是美日和美韩的双边联盟,现在美国在推进所谓的“美日韩联盟”。美国已经允许日本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提高军费。美澳的军事安全合作是非常紧密的,美国在澳大利亚有大量军事侦察设备,用来监控太平洋。

美印的军事合作这几年发展得也很快,其中一条就是美印的空中情报分享相互协作机制。当然美国和东盟的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的步伐也非常快。虽然东盟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某种戒心,明确不选边站队、不会成为美国的跟班,但是美国也在做东盟的工作。

《芯片与科学法案》是在前两年美国国会运作的所谓《无尽前沿法案》和《创新与竞争法案》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十个发展方向,包括 “十四五”计划规划的所有高科技发展方向,都与半导体、高新产业、芯片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有密切相关的联系。美国现在就是从45纳米往上这一大块卡住中国。

还有就是美国打“台湾牌”。我们已经反复同美国进行交涉,不断指出红线,而美国却不断踩红线,形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些年来,美国每一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都有涉台的部分。另外,美国还联合日本还有其他的盟国干预台湾事务。

中美关系博弈的特点

中美博弈具有对抗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所谓对抗性,就是尽管中国坚持不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但从美国目前所作所为来看,中美关系正在十字路口徘徊,逐渐向尖锐对抗的竞争对手方向漂移。

长期性。中美博弈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在发展,美国的地位和掌控能力相对衰落,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美国毕竟还是“真老虎”,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

中国现在GDP是美国的72%,去年是77%,赶上美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美国对我搞科技制裁,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从1996年的0.56%上升到2020年的2.4%,美国是从2.45%升到3.45%,总体上,美国的科技投入遥遥领先于我们。

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2007-2021年间始终保持在30%以上,美国则从30%下降到20%。从数据看,应该说中国的进步很快。但是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中有相当多的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出口。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22年美国的军费占世界的30%以上。从军事力量看,美国具有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军事发展和改革,目前具备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先决条件,具备核反击能力。而军费开支,美国远远超过了中国。

复杂性。中美关系发展了50年,经贸关系非常紧密,双向投资不断增长。美国对华投资巨大,中美双方科技文化交流广泛。

中美两国是第一和第二大货物贸易国。 2017年开始打贸易战,但中美贸易额却是破纪录的。2022年中美商品贸易总额达7594亿美元,同比增长0.6%。

美国对华投资是我国外资来源很重要的一方面。从1987年开始,美国对华投资达到了一个高峰。到了两国贸易战双方打得非常紧张的时候,美国对华投资居然又往上抬起来了,说明美国的投资界还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2021年美国的对华实际投资总量是926.5亿美元,是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第五位。

中国对美投资在2016年是最高峰,达到169.8亿美元,2022年降到了55.8亿美元。但是截至2021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是771.7亿美元,美国对我国投资的总量是926.5亿美元。

虽然贸易战打得很厉害,但中美的投资和贸易额都在涨,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贸易战的结果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美国政治上以“民主价值观”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抗,在地缘政治上以集团政治对中国和平发展进行打压。在经济科技上以脱钩断链的威胁打击中国合作共赢主张,在军事上以“关键十年”引领在台海与中国战略摊牌准备,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短期内削弱中国发展基础,分裂中国社会共识,以拖慢中国崛起进程。

美以称霸世界的安全观和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主导对华战略的方针不会变,这决定了双方的战略博弈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伴随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我们要在大变局中提高主动塑造世界新秩序的本领。要抓紧时机发展自己。把中国经济的增长率、高质量发展搞上去,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我们和美国博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