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斯坦福大学 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 授兼前院长
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正在许多国家助长两极分化、破坏社会凝聚力之时，史上最大的选举年正徐徐展开。平均收入水平和整体经济表现似乎并无太大起色；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日益转化为对经济和社会进步构成要素的截然不同看法。这都使治理变得困难，而“困难”已经是此处可以用到的最好词汇了。
如果正式治理机制受到看似难以解决的政治两极化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诸如改善机会平等、建设可持续经济及提供关键公共产品重大挑战？答案之一就是慈善事业。
慈善一度被认为是少数富人的专利，如今却已蔚然成风。众筹平台让小捐助者能支持各类人群和项目，而收入水平各异的志愿者则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慈善组织中。但如果财富在收入分配的顶端迅速积累，那么动员最富有的群体来资助有利于大众的项目就很有意义。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为这种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典范：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从全球健康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型投资者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慈善事业。
20世纪70年代，70%以上的基础非专利研究资金来自政府。随着商业和慈善资助的增加，这一比例稳步下降。在美国的数字技术研究尤其人工智能研究，政府仅占融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余资金来自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慈善家和慈善组织。
换句话说，目前基础研究资金的三分之二来自私营部门，而且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开源和开放获取的，也有许多被用于人工智能等变革性技术。这种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做法其实是有先例的。在AT&T公司遭反垄断行动拆分之前，该公司旗下的贝尔实验室负责了从晶体管到光伏电池的一系列关键创新。
慈善事业通常被视为个人同理心的表达，但它远比这更复杂。事实上，慈善事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一系列考虑因素和激励措施所塑造。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慈善捐赠可通过免税来鼓励。正如乔纳森·K·尼尔森和理查德·J·泽克豪泽在《赞助人的回报》书中所述，这一点在15世纪和当今都一样。当时意大利的富人们希望在推动艺术发展的同时推动科学发展，彰显他们的财富和得以创造这些财富的成就，在由天主教会主导的社会中展现自己的虔诚。教会为富人们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它建造了大教堂并在教堂中殿周围设置了许多小礼拜堂，然后把装饰和命名小礼拜堂的权利出售给那些有钱的家族，这些家族会委托伟大的艺术家创作绘画、壁画和雕塑。这样一来，教会获得了资金，艺术得以繁荣，富人们推进了他们的慈善议程，提升了自身声誉。
这种经验凸显了信号机制、网络和认可的重要性，它们不仅鼓励慈善活动，还指导慈善活动。比如一些顶尖大学的主要捐赠者会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建筑物和附在重大研究计划上。
与大学一样，其他精英机构（如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吸引慈善捐赠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能确保捐赠者获得他们渴望的认可。但许多重要事业缺乏类似的强大机制来吸引捐赠资金。
虽然慈善事业无法替代政府在卫生、教育、收入和财富分配等领域的行动，但它无疑能在适当的激励措施下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必须设计出能给支持减贫和公共卫生等事业的捐赠者带来声誉和网络效益的体制。目前缺失的关键要素，似乎是一个中介机构，它需要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影响力投资者，并构成信号机制的核心。
更根本的是，我们不应单纯为财富而喝彩。财富可以象征某种成就，但只有当财富被用于造福人类时，它才值得被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