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15日－16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围绕关税安排、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维护已有磋商共识等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并将继续保持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要求中国将中美领导人峰会推迟大约一个月，理由是他需要留在华盛顿处理伊朗战事。当地时间3月16日周一，在白宫的活动上，当被问到是否会重新安排这场重要峰会时，特朗普说：“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正在和中国沟通。我很愿意去，但因为战争，我想留在这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3月16日说，过去一天半，双方团队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磋商，就一些议题取得初步共识，下一步双方将继续保持磋商进程。中美讨论的议题包括新形势下双边关税水平问题，双边关税及相关非关税措施有关安排可能的进一步延期问题，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合作问题，双方对彼此的经贸关切问题。美方向中方介绍了他们最新关税措施的调整，以及下一步的相关考虑，中方对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表达关注。双方同意共同致力于保持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关于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合作问题，双方讨论了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合作的工作机制的设想，双方在磋商中还深入讨论了彼此的经贸关切。
何立峰表示，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战略引领下，经过去年五轮经贸磋商，中美在经贸领域达成一系列磋商成果，为两国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注入了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近期，美最高法院已裁决美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关税违法，随后美方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进口附加费，还陆续出台了有关301调查、企业制裁、市场准入限制等涉华消极举措。中方反对美方加征单边关税的立场是一贯的，敦促美方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美方表示，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非常重要，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供应链安全和金融稳定。双方应减少摩擦、避免问题升级，通过磋商解决分歧。
双方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
有媒体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官员杰米森·格里尔透露，双方正讨论建立一个新的双边贸易协调机制，其中可能包括设立“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oard of Trade）。这一机制的重点，是在不触及国家安全和关键供应链敏感领域的前提下，识别双方可扩大合作的产品和行业，探索在部分非敏感领域推进更有序、可管理的贸易安排。若相关机制最终落地，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或将从单纯围绕关税博弈，进一步转向通过制度化平台管控分歧、释放有限合作空间。
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该法案于2020年2月正式实施，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严审中国赴美投资，尤其针对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2022年2月美国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是自2020年10月白宫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后的首次更新，列出了19项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包括先进的计算、工程材料、核能、自主系统和机器人、通信和网络、高超音速、量子信息、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等等。拜登政府期间签署了新的行政令，明确限制美国企业在芯片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三大敏感领域的对华投资，比2022年那个包含19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清单更加精简、聚焦。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曾就相关制度发布一份长达 46 页的实施细则草案，并在完成公开征求意见后形成最终规则，正式进入执行阶段。就目前情况看，这套制度并未被废止或整体撤回，仍处于实施之中。财政部称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实际效果、会同商务部等部门进行评估，并视情况通过补充指引、解释文件或新的规则修订作出调整。至于调整的具体方向和边界，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企业、行业协会及相关利益集团与财政部、商务部之间持续的政策博弈和游说协商。以此为背景和路径，将在美国对华投资和中国对美投资之间形成一个“双向闭环”，极大地压缩两国投资往来的可操作空间。美国形成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区。
有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表示，中美考虑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合作的工作机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可能为长期处于高波动状态的跨境经营环境，重新注入一层稀缺的可预期性。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真正让企业感到棘手不只是关税本身，而是政策节奏频繁变化、执行口径不断调整、预期窗口极度缩短。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很难进行稳定的中长期规划，报价、接单、采购、库存、产能布局乃至资本开支决策，都容易被突发政策打乱。若双方能够建立一个持续运转的工作机制，企业有了观察政策走向、识别风险信号、争取过渡安排的制度性窗口，使原本高度政治化、突发化的冲击，部分转化为可评估、可应对、可缓冲的经营变量。这对跨境制造商、外贸出口商、跨国采购商以及在中美两端均有业务布局的企业而言，可能显著改善企业对分歧的承受方式。
对投资者和大型跨国企业来说，这样的机制还意味着一种重要信号：中美双方至少仍然承认，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不能完全依赖临时博弈和行政冲击来维持，而需要某种最低限度的制度化管理。这种信号本身，就会影响企业是否继续保留市场团队、是否维持在地生产、是否扩大合规投入，以及是否愿意把中国或美国继续视为中长期战略市场。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已高度重组、企业普遍面临“去风险”而非“彻底脱钩”选择的背景下，一个持续性的工作机制，哪怕作用有限，也可能成为企业坚持“留在场内、边走边看”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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