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与中国监管部门的沟通，苹果公司3月13日发布公告表示，正式下调了中国市场App Store应用内购买（IAP）费率，标准企业由30%降至25%，小型企业等特定业务由15%降至12%。与欧盟、日本、韩国、美国等其他对苹果实施整改的市场相比，中国市场在IAP支付场景下的费率基本降至了全球最低。来自中国“监管+市场”的双重压力，在约两年内促成了该成果，实施效率远高于欧盟、日本的立法模式以及美国的司法诉讼模式，执法成本更低。
3月17日，《人民日报》经济评论指出，“苹果尚未在中国开放侧载，中国用户还没有第三方支付、外链支付等多种支付路径选择。市场高度期待在监管持续施压之下，苹果在中国也能尽快拆掉篱笆墙。”这句话直指苹果公司在公告中承诺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对所有开发者保持公平透明”并“始终为中国开发者提供不高于其他市场整体费率水平的费率”。
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兑现最惠国待遇承诺，以全球最低费率开放外链支付和第三方应用分发渠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一年减负60多亿元的中国监管比较优势
经与苹果开发者官网公布的各市场费率比对，在App Store IAP支付这一核心场景下，中国标准企业的佣金费率为25%，与欧盟并列为全球最低，低于日本的26%，更低于仍维持30%的美国等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小型企业在该场景下的费率为12%，同样是全球最低，比日本整改后的15%还少了3个百分点。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指出的，“此次费率调整实质上将为我国500万开发者每年减少超过60亿元的成本支出，这将有利于我国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和行业创新发展。”
若以2024年3月苹果在欧盟率先“降税”为起点，中国社会彼时开始广泛关注“苹果税”公平问题，直至2026年3月苹果正式宣布下调中国市场IAP支付费率，历时约两年。欧盟自2022年11月《数字市场法（DMA）》生效至2024年3月苹果合规调费，历时约16个月，但此前经历了近两年的立法博弈；日本自《智能手机软件竞争促进法》2024年6月颁布至2025年12月全面施行，历时约18个月，此前也有16个月的立法程序；韩国自2021年《电信业务法》修正案通过，至苹果实施第三方支付，历时超过两年，且至今费率降幅有限；美国Epic诉苹果案自2020年提起至今已逾五年，外链支付的合理费率标准仍在司法审理中。
相比欧盟与日本的立法模式、美国的诉讼模式，中国“监管+市场”的双轨路径优势在于：效率更高，在未启动正式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即促成“苹果税”的实质性调整；成本更低，未经历例如欧盟对苹果累计罚款23.4亿欧元、美国多年诉讼等高昂执法成本；结果更具竞争力，不仅获得了全球最低的IAP支付费率，更是附带了最惠国待遇条款。
苹果最惠国待遇承诺的深远意义
此次调整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苹果公司向中国监管与市场提出的最惠国待遇承诺，其中至少有两层逻辑值得期待：
第一层是苹果承诺“对所有开发者保持公平透明”。所谓“公平透明”，不仅指费率本身，更应涵盖支付渠道与应用分发渠道的平等开放。目前苹果已在欧盟、日本开放了第三方支付、外链支付渠道和第三方应用分发渠道，巴西反垄断和解协议亦有同类要求。
若中国市场仅能使用IAP单一支付路径，则“公平透明”无从谈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时建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中国用户是否拥有多种支付路径选择（IAP、第三方支付、外链支付）？每种路径可否对应不同的费用结构？苹果语焉不详。苹果应该向中国用户开放第三方支付和外链支付，不再将用户强制绑定在苹果的IAP系统上，进一步提升支付的便捷性、灵活性。”
因此，兑现“公平透明”承诺，逻辑上要求苹果在中国同样开放其他支付渠道和第三方应用分发渠道。
第二层是苹果承诺“始终为在中国分发App的开发者们提供不高于其他市场整体费率水平的具有竞争力的App Store费率”。该承诺已在IAP支付场景得以兑现，但“整体费率”还应涵盖外链和第三方应用分发等。因此，苹果在中国市场接下来执行的这些费率，同样应为全球最低。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全球各市场的外链费率和第三方应用分发费率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何为“全球最低”仍存在不确定性。
例如，外链费率方面，在美国Epic诉苹果案中，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已于2025年12月撤销地区法院“零费率”裁定，并将合理费率标准发回地区法院重新确定——该裁定一旦最终生效，将成为具有基准意义的全球外链费率参考；科技网站Tecnoblog从巴西市场监管机构CADE处获得了App Store反垄断和解协议，其中外链支付费率可能为15%；在第三方应用分发费率方面，欧盟和日本目前均设定5%的核心技术佣金，巴西和解协议的费率也可能是5%。不过，这一水平的费率是否已触及合理成本的下限，有待全球各地的监管实践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验证。
外链支付与第三方分发的多重价值
基于上述最惠国待遇承诺的逻辑延伸，苹果公司如果在中国开放外链支付渠道和第三方应用分发渠道，潜在的国内市场价值和国际竞争价值不容小觑。
在外链支付方面，若苹果以美国法院最终确定的合理成本费率为基准在中国执行，可能为开发者提供IAP之外的低成本支付替代方案，即便是以日本的15%费率作为基准，相比现有中国市场25%的IAP标准费率，降幅也高达40%。例如，大模型、智能体等新一代AI应用开发者普遍面临“高算力成本+高渠道抽成”的双重挤压，若外链支付开放后相应费率降至15%甚至更低，将显著降低开发者的经营成本，有望帮助中国AI产业走出当前“烧钱换规模”的困境，并降低AI应用终端定价，加速用户端普及。
在第三方应用分发方面，若苹果在中国开放替代应用市场，5%左右的核心技术佣金相比25%的IAP标准费率，降幅达80%。渠道开放还将带来多种价值：一是国产应用商店有能力迅速建立iOS分发能力，形成与App Store的有效竞争；二是更低的分发成本将降低中小开发者的市场进入门槛，有利于培育细分领域的创新应用；三是Google Play已经宣布“注册应用商店”计划，以简化第三方商店侧载流程，并同步大幅下调服务费，若苹果在中国开放第三方分发渠道，将与全球平台经济的开放趋势保持一致。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支付与分发渠道的开放，国际竞争价值超越费率本身。中国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和最活跃的应用开发者生态，若中国开发者能够在iOS平台上获得与欧盟、日本开发者同等的多元支付和分发选择，将显著增强他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能力。反之，若渠道开放滞后于其他市场，则中国开发者在跨境竞争中将面临成本结构上的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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