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在北京举办，清华大学管理实践教授朱云来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
朱云来提出，相较于GDP等产值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数据同样具备更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深入挖掘资金流量表等全面的数据，我们除了能看到消费、投资等常见的当期流量指标，更能洞察资产总额、储蓄总额等存量与负债状况，从而获得更完整的分析视角。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资产效率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关键变量。”朱云来说：“单位资产效率的提升，能够在保持 GDP 产出不变的前提下显著减少投入。效率提升所释放的资源与收益，可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动力、拉动内需。”
朱云来以新能源、风电设备制造为例，说明“通过技术进步与管理流程改善，有效降低投资成本、提升资产效率，具有充分可行性。”
400 万亿元，美国约为我国的 3/4，即 300 万亿元左右，欧洲则约为美国的一半。“我国资产规模在全球的占比，要高于我国GDP 产值在世界的比重。”朱云来说。
从历史的角度，朱云来表示，人类经济近200年的爆发式增长创造了2000年历史中90%的财富积累。“这其实生动展现了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与意义，漫长持续的投入可能并非唯一重要，关键性契机时刻的把握与机遇驾驭同样不可或缺。”
朱云来强调，只有全面掌握更多的经济变量，才能更系统透彻地理解经济，才能让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更加系统、更加精准、更有成效。
以下是朱云来的演讲全文：
金融，历来都是支撑经济发展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正如安博思先生此前所言，金融唯有深刻理解经济，才能真正服务好经济。当前，各界都在聚焦 “十五五” 规划，我们更需要深入思考：如何真正读懂经济、把握经济，才能让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更加系统、更加精准、更有成效。
我在此处展示一张图表。1953 年我国 GDP 总量不足 700 亿元，而到 2025 年已接近 140 万亿元，增长规模近2000 倍。尽管在 “七五”“八五” 时期也曾出现高速增长，但真正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跨越式发展，还是始于改革开放之后。
除总产值外，经济结构的演变同样至关重要。从图表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消费、投资、出口等关键指标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显著变化。根据当前初步规划，若未来五年经济实现年均 4.5%—5% 的增长，到 2030 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 179 万亿元。为便于后续深入分析经济规律与效率，我们先假定 2030 年的经济结构， 即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保持与去年一致。
相较于广受关注的 GDP 产值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数据虽然曝光度不高，却蕴含着更高的研究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洞察经济结构。如下图所示，绿色线条代表历年 GDP 产值变化，蓝色线条则是我们依据统计局数据与核算方法估算得出的资产总值变化。
简言之，我们的估算原理是：以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基础，当年投资形成固定资产后，会在使用过程中持续消耗与折旧。将这些累积与折旧数据综合核算，便可得到整体资产价值。
如果要定义经济整体效率，我们不妨把中国经济看作一座巨型工厂：工厂的总产出 Y 就是 GDP，而生产所依托的设备与资本，就是全社会总资产。用现价 GDP（Y）除以固定资产净值（K），即 Y/K，就可以作为衡量经济整体效率的核心指标。图中紫色虚线展示的正是这一比例：2008 年金融危机后呈现缓慢下降态势，近年来则基本稳定在 34% 左右。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资产效率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关键变量。基于这一思路，我进行了两组情景测算：第一，假设资产效率维持 2025 年 34% 的水平不变；第二，假设资产效率提升 1 个百分点至 35%。测算结果显示：若 Y/K 保持 34% 不变，五年后最后一年的投资需达到 72.7 万亿元，占当年产值的 41% 左右；而若资产效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可降至 56.9 万亿元。单位资产效率的提升，能够在保持 GDP 产出不变的前提下显著减少投入。效率提升所释放的资源与收益，可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动力、拉动内需。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 34% 效率情景下，最后一年消费为 71 万亿元；而效率提升后，消费规模有望提高至 87 万亿元。
归根结底，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结构调整，本质上都是效率问题。
下图展示的是典型的成本技术经验曲线。以太阳能、风电设备制造为例，随着技术进步与流程持续优化，新能源装备的生产成本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这类固定资产的单位投资成本逐年降低，却能实现与以往相当甚至更优的产出效果，正是资产效率提升的典型实例。尽管这只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一个领域，但其原理具有普遍意义：通过技术进步与管理流程改善，有效降低投资成本、提升资产效率，在经济实践中具备充分可行性。
我们过去常强调扩大消费，但消费增长的根本前提是收入提升。提高设备投资效率，能够在相同时间内实现更高产出，或以更低成本生产同等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既可以提升股东回报，也能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简言之，以效率提升创造更高收入，再以更高收入支撑消费增长，这才是扩大消费的根本路径。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解读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表中记录的是每年年内各项经济活动的变动数据，既包括实物经济领域的生产、分配、消费、投资等流量指标，也涵盖金融领域的存款、贷款、保险、股票等金融活动数据。而将表中部分核心数据进行历年合理累积，比如将每年的投资数据，结合合理的折旧核算，就能形成存量层面的固定资产。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个核心概念“筑”，它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即历年固定资产投资经过合理累积形成的存量规模。
下面两张图展示的是欧元区与美国的对应情况，数据分别来自欧央行、欧盟统计局以及美国经济分析局与美联储，其内在逻辑与原理是一致的。
GDP 的绿色线条持续增长；而资产存量的积累，如在代表中国的图中是以橙色柱形表示，同样呈现出系统性的增长态势。
下图呈现的是效率曲线走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效率水平有所回落，近几年则逐步企稳并基本保持平稳。对比来看，美国 GDP 与资产规模均实现增长，但其资产规模增速显著低于我国。这一对比进一步印证，经济发展速度与结构调整的核心，归根结底是效率问题。而欧元区的资产数据目前统计年份偏短，这里可作为一个探讨性的侧面证据，从有数据覆盖的近 30 年来看，其 GDP 增速整体偏缓；但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及后续欧债危机期间，通过大规模资产清理、核销与估值下调，使得资产总量增速显著放缓。因此从指标上看，其资产效率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中美欧三者比较，从固定资产总值看（图上统一货币单位为人民币），中国固定资产净资产总值约为 400 万亿元，美国约为我国的 3/4，即 300 万亿元左右，欧洲则约为美国的一半。三者合计虽不完全等同于全球总量，但已基本能够代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资产规模。
从结构上看，我国资产规模在全球的占比，要高于我国 GDP 产值在世界的比重。上午专家提到，中国制造业产值已占全球约 1/3，这一结论也恰好从侧面印证了背后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与产能支撑。
这是中美欧资产的基础比较，对我们理解未来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基本格局可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一张全球长期总产值规模变化图，将分析视角拉长至更长的历史维度。图中以 “1” 代表公元元年，直至 2024 年左右，全球经济总量在漫长历史中基本保持平稳；而1500 年前后成为关键拐点，经济增速开始显著抬升。这一节点恰好对应地理大发现时代，由此开辟了全新的贸易空间与经济机遇。此后，贸易发展进一步带动金融创新，加之电报、运河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突破，使得电汇、保险等金融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成本显著下降，既深度赋能贸易扩张，也推动金融体系随贸易网络扩散至全球。从早期依托贸易崛起的意大利梅第奇银行，到后来伴随全球贸易布局的英国汇丰等机构，均印证了贸易与金融相互促进、共同驱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逻辑。我想是金融贸易互相驱动，加上有工业技术革命与发展，促成了人类经济在最近200年的爆发式增长，200年也就是10%的时间，可能创造了2000年财富积累的90%。这其实生动展现了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与意义，漫长持续的投入可能并非唯一重要，关键性契机时刻的把握与机遇驾驭同样不可或缺。
正是金融与贸易的相互驱动，叠加工业技术革命的持续突破，共同促成了人类经济在近 200 年间的爆发式增长。这短短 200 年，仅占过去 2000 年时间的十分之一，却创造了超过 90% 的财富积累。这一历史图景生动诠释了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价值：长期持续的投入固然重要，但抓住关键历史契机、精准把握并驾驭时代机遇，才是实现效率跃迁与经济腾飞的核心所在。
当然，这一切还离不开合理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与规则框架。从这张全球贸易量曲线也能清晰看到，世界贸易真正实现跨越式增长，正是在1947 年之后。究其原因，二战的苦难让和平稳定成为全球共识，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WTO 前身）、世界银行、IMF 等国际经济金融机制相继建立。尽管这些框架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但在历史上确实为全球贸易与金融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正是在和平与规则的双重支撑下，世界经济贸易才得以快速发展。
截至 2024 年，全球贸易规模已达到约50 万亿美元，而全球 GDP 总量大约为100 万亿美元。朱民行长，这个大数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重要背景？
朱民：109万亿美元。
朱云来：银行家就是银行家，账记得清，开玩笑哈。我今天做这番梳理，本意也是希望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的本质 —— 经济之所以变化，背后变量繁多且相互交织、彼此影响。而通过深入挖掘资金流量表等更为全面的数据，我们不仅能看到新闻中常见的当期产值、消费、投资等流量指标，更能把握资产总额、储蓄总额等存量资产负债数据。这些累计数据的长期影响极为深远，只有全面掌握流量与存量、当期与累积的全貌，才能真正清晰地比较和理解经济结构，形成更系统、更透彻的认知。
比如我们常提到的核算关系：当年 GDP 减去消费与政府开支，即为国家储蓄总额。这一储蓄总额与每年新增债务总额关系极为密切，通常两者比例应保持在 1∶1.5 左右；一旦超出合理区间，就可能埋下风险隐患，进而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潜在拖累。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再展开细谈。希望与各位共勉：让我们对经济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多依靠数据与分析，以此为基础开展有的放矢的金融创新，而非盲目行动。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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