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雅典卫城的伊瑞克提翁神庙遗址一角 图/视觉中国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阶段，虽然它也受到埃及、西亚等更为古老文明的影响，但它自身的发展演化历程基本上是自成一统的，尤其是希腊城邦文明，更是独具一格，另辟蹊径，与东方的古老文明大相径庭。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活水源头，它所滋生开创的各种文化形态，都对后世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明的几乎所有文化形态，都来自古代希腊。比如说，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荷马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西方的“文学之父”或“诗人之父”），就如同中国文学的最早作品《诗经》一样。同样，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影响全球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古希腊的叙事诗、抒情诗、舞蹈等诗歌乐舞，雕塑、绘画、建筑等造型艺术，悲剧、喜剧等表演形式，同样一脉相承地流传到今天，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的文学艺术。所有这些后来在西方社会中被发扬光大的东西，最初都是由天真烂漫的希腊人从无到有地开创出来的。至于在希腊城邦时代最后鸣锣亮相的哲学，更是奠定了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的思想根基，确立了西方哲学的基本规范。
在古希腊时代，产生了一批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巨擘宗师，例如“文学之父”荷马、“哲学之父”泰勒斯、“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等，他们是西方各种文化形态的奠基者。无论是后来的罗马帝国，还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或者现代西方社会，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文学、艺术、体育竞技、戏剧、哲学乃至作为一门纯粹思辨艺术的科学——都是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希腊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本身也存在着环环相扣的逻辑联系，按照文化演进的历史依次产生。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握到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我就对古希腊文明怀有一种近乎宗教虔诚的热爱。近20年来，我不仅阅读了关于希腊文化的大量文献，而且也曾十多次在希腊的大地上行走考察。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研究方式使我对希腊更是产生了一种恍若家园的感觉。在古希腊文明的历史遗址上，在珍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博物馆里，以及在与希腊当地文化研究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经常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古希腊人的脉搏跳动，身入其境地体察到那些希腊先贤的音容笑貌。
我本来是做希腊哲学研究的，后来再去读荷马史诗和其他叙事诗以及稍后的抒情诗，再去实地考察大量的雕塑艺术、陶瓶彩绘、神庙建筑，同时深入研读希腊的悲剧作品和喜剧作品，在知行互济和古今交融的情景下，再去细致探究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历程，自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各种文化形态嬗变演进的逻辑线索。
首先，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古希腊人是在浓郁的奥林匹斯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奥林匹斯多神教构成了从希腊城邦时代到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时代文化生活的共同背景。希腊的史诗或叙事诗、奥林匹亚竞技会、抒情诗、各种造型艺术、悲剧和喜剧，都是在奥林匹斯宗教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历史关系和逻辑关系。
荷马史诗就相当于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育，是一种童年的教养，就像小时候我们是听着故事或者通过看图识字开始最初的感性教育的。在希腊城邦时代来临之前和之初，荷马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游吟诗人弹着三弦琴，讲述着关于奥林匹斯诸神和英雄的传说故事，城邦时代的希腊人最初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开始他们的文化启蒙的。
到了希腊城邦时代，出现了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希腊城邦时代最重要的盛会，它本身也是一个宗教节庆活动，在城邦人民尤其是精英阶层中享有盛誉。奥林匹亚竞技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它的产生和盛行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希腊人的一种青春自觉。
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以及其他各种规模的竞技会上，人们极力模仿神和英雄，努力表现自己的身躯有多伟岸和矫健，自己的战争能力有多高超。跑步、跳远、投掷、摔跤等竞技项目原本都是用于战争的技能，希腊人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在竞技场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就发展出一种文化形式，即体育竞技。在竞技场上，来自希腊各城邦的青年才俊极力展示自己的身体魅力，充分表现了一种青春力量的自觉。在青少年发育时期，我们也曾感受过这样一种青春的觉醒，感觉到身体中有一种力量在膨胀，这种肉体的膨胀使我们对自身充满了自信，这种身体的觉醒是比精神的觉醒来得更早的一种觉悟。因此，奥林匹亚竞技会代表着希腊文明已经从童年时代进入青年时代，这是一种青春的教养。
这种身体的自觉不仅表现为青春迸发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充分展现肉体的魅力，而且以一种凝固的方式表现为美轮美奂的人体造型艺术，将富有力量之美的人体凝固在空间中，于是极大地推动了雕塑和绘画的发展，也导致了建筑风格的更新。在希腊城邦时代，雕塑、绘画和建筑是三位一体的，三者之间相互融通，相得益彰。
同样，奥林匹亚竞技会也激发了一种赞美、讴歌青春力量和生命激情的艺术形式，这就是抒情诗等诗、歌、乐、舞，这是一种流动于时间中的艺术。与雕塑、绘画、建筑的三位一体一样，诗、歌、乐、舞是四位一体的。人体造型是凝固于空间中的艺术，而诗、歌、乐、舞则是流动于时间中的艺术，这些极大地受到奥林匹亚竞技会及城邦时代其他体育竞技活动影响的诗情画意的艺术形式，同样表现了希腊人的一种青春自觉，这就是希腊民族青少年时代的文化教养。
再往后就出现了戏剧，尤其是悲剧。悲剧是一种更高的文化形态，也是希腊各城邦人民最重要的一种文化教养。诚如我们从小是在教室里学习各种科学知识长大的一样，希腊城邦鼎盛时期的人们都是在剧场里、看着悲剧长大的。剧场是人们接受文化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古希腊人没有教室和各种系统教育，剧场就是他们的课堂，而悲剧就是他们获取文化知识和人生启迪的重要形式。希腊城邦鼎盛时期的希腊人甚至以是否会欣赏悲剧作为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在他们看来，波斯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尽管国力强盛、经济发达、历史悠久，但他们不会欣赏悲剧，因此终究还是野蛮人；只有希腊人才是懂得欣赏悲剧的文明人。这样一来，悲剧就和奥林匹亚竞技会一样成为城邦时代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形态之一。
在希腊城邦时代，奥林匹亚竞技会是一种阳春白雪的活动，参加竞技者通常都是城邦精英，普罗大众很难参与。相比之下，戏剧表演却是雅俗共赏的，整个城邦的人民都可以济济一堂，到规模宏大的露天剧场观看戏剧演出。而且看戏不仅要用眼睛看、耳朵听，还要用头脑去思考，1000个观众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大家都坐在剧场里，有的人是看热闹，看演员戴着各种角色的面具在戏台上手舞足蹈、慷慨陈词；有的人却从演员表演和剧情演绎的背后反思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当少数心有灵犀的观众超越了眼睛和耳朵的感性境界，从剧情背后领略到了弦外之音，再循着这弦外之音去思考更高深的东西，于是就从在场的东西走向了背后的东西，从形而下之物升华到形而上的领域，用思想直接去把握人生的本质，这就引发了一种最高的教养，即对智慧的热爱，哲学（爱智之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城邦百姓来说，观赏戏剧更多只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消遣，他们沉溺在表演的故事情节中，兴趣也逐渐由深刻的悲剧转向了谐谑的喜剧，由此就导致了喜剧与哲学的分道扬镳。
随着希腊城邦由盛转衰，城邦民众也逐渐对崇高典雅的命运主题和英雄悲情的宏大叙事不再感兴趣，大家低吟浅唱，醉生梦死，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喜剧因此大行其道，悲剧则日渐式微。相比起深刻凝重的悲剧，喜剧更使人轻松，大家看完后哈哈一笑，不用去反思沉重的命运。可以说，喜剧迎合了芸芸众生随波逐流的生存需求，因此在城邦时代晚期和希腊化时期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一些不安现状、富有批判精神的“爱智者”（哲学家）却顺着悲剧揭示的深刻命运转向了更高的智慧，于是就导致了希腊哲学的扶摇直上。
正如前述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分才起飞。”哲学总是在一个时代行将终结时才高高地翱翔起来。然而，黄昏呼唤着黑夜，当哲学开始振翅高飞时，希腊城邦文明也将鸣锣下场。经过希腊化时代的短暂过渡，功利剽悍的罗马人终于将整个希腊世界尽收囊中，奥林匹斯多神教也通过希腊哲学这一否定性中介而转化为一神崇拜的基督教。
希腊悲剧是希腊文明教养的一个重要平台，经历了以奥林匹亚竞技会为象征的青春自觉之后，悲剧意味着希腊人从肉体的觉醒走向了精神的觉醒，城邦文明也由此进入成年时代。在剧场中，人们一边观赏悲剧表演，一边反思命运启迪，从感性走向理性，逐渐陶冶了一种批判精神。当然，并非所有坐在剧场里看戏的人都是如此，不同的观众会看到不同的哈姆雷特。有人在剧场中反思，更多的人则在剧场中沉沦——沉沦者转向了追欢逐乐的喜剧，反思者则走上了探索智慧的哲学。就此而言，喜剧和哲学都代表了一种黄昏时代的文化现象或暮年情怀，尽管一个表达了躺平的意愿，一个抒发了超越的理想。哲学作为整个希腊文化教养最后的阶段，既是对智慧的热爱，也是对现实的超越，它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主动放弃了当下的生活。
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他在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时曾明确宣称：“人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当城邦晚期的大众都顺着文化的惯性而得过且过时，哲学家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探求那些深邃晦涩、虚无缥缈的东西。希腊哲学家津津乐道的“真理”与普罗大众的“意见”格格不入，他们因此而成为离经叛道的洪水猛兽，许多哲学家都遭受了不幸的命运（从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直到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柏拉图）。受奥林匹斯多神教的影响，希腊人都是珍视肉体和热爱现实生活的，他们无法理解没有肉体的灵魂和超越现实的理想。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却指示了另一种生存状态，宣称灵魂可以超越肉体，试图用理想（“好的生活”）来超越现实（“生活本身”），这就必然触犯大众的常识，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用西方现代诗人里尔克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些“战败者”，一些“来得太早太早的人”。但是他们的哲学理论却呼唤了后来的基督教理想，成为下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先驱。
综观希腊城邦时代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历程，荷马史诗和各种叙事诗相当于童年的教养，奥林匹亚竞技会及其引发的各种造型艺术和诗、歌、乐、舞表现了一种青春的自觉和身体的自信，希腊悲剧表现了一种成年的反思和精神的觉醒，到此，希腊城邦文明就达到了成熟的文化盛期。再往后，就是喜剧与哲学的分道扬镳，二者同样代表了一种暮年的寄托，只是在价值取向上各走一途。
可见，希腊各种文化形态依次发生和发展的历程，展现出一条清晰的逻辑演进脉络，充分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这就如同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养一样：我们最初在童年时代接受感性的教育，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开始认识世界；而后进入青少年阶段，经历了身体的发育和青春的觉醒，在肉体上长大成人；再往后进入成年时期，通过获取各种知识而思考世界、反思人生，在精神上成长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到了人生的晚年，我们或者在生活中走向了消沉和躺平，或者在磨难中彻悟到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把来生寄托于一个超越的理想。
你们都还很年轻，朝气蓬勃，如同奥林匹亚竞技场上的运动员，奋勇争先；而我却已进入暮年，深切体验到舒适的平庸与不息的追求之间的巨大张力。年轻的生命是旺盛强大的，是不会相信死亡的，对于来世也无暇关注。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生命渐入迟暮之年，就会越来越多地思考另一种生存状态的可能性。因此，当希腊城邦进入它的薄暮时分，人们普遍在一种惘然若失的无聊状态下等待一个巨大命运的降临时，哲学就开始奋力地挣脱平庸，试图给百无聊赖的大众指点一个新的希望。在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角色，他们以一种自我否定的方式开启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转化。
《西方哲学与文化》
赵林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10月
（本文摘自《西方哲学与文化》；）
216.73.21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