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结束在耶鲁大学的留学回国，被任命为大藏省证券局业务课的次席课长助理，主要与证券公司中负责对接大藏省事务的“负责人”打交道，我负责对接野村证券、山一证券、日兴证券三家证券公司。
我常常从机关图书室借来《美国经济评论》堆放在办公桌上。证券公司人员见到如此“特立独行”的课长助理，想必一定心生诧异。
当时，美国的证券公司正谋求获得进入日本证券业的牌照，这一事务也由我负责。我与这些美国公司的交流反而更加顺畅。
一年后，我转任主计局调查课主席课长助理。自在建设省工作时起，我就高度关注预算编制方式的改革问题，因此对这项工作充满干劲。
社会保障政策能否实现有效管控？
在主计局调查课期间，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制订中期财政计划。
此前不久，老年人医疗费用免费政策已在许多地方政府推行。在田中角荣内阁的领导下，1973年被称为“福利元年”，因为这一年创设了老年人医疗费用支付制度。社会各界普遍期待将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回馈于社会保障领域。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如果将不断出台的社会保障政策一一落实，未来财政发生危机几乎是必然结果。
这种危机感在主计局内部极为强烈。因此我们达成共识，在控制社会保障支出的前提下，制订中期财政计划。当时的联邦德国已开始推行财政计划，日本也以此为参照，着手构建本国的中期财政规划体系。
然而，这一尝试因石油危机的突然爆发而被迫中止。中期财政计划暂时搁置，如何应对日益高涨的物价成为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我的工作也转而聚焦于为国会委员会准备各类答辩材料。
即便当时能够顺利引入中期财政计划，后续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或许也难以完全遏制。但至少，可以避免当下日本支出膨胀、财政缺乏支撑的局面。
石油危机的爆发
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爆发。此次战争起因于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先行发动的攻击。当时，阿拉伯世界普遍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飙升。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发达工业国家，因进口成本大幅上升，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普遍上涨。
彼时，全球原油产量中，中东产油国占据极高比重。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尤为突出。据多项资料显示，1973年日本进口原油中约80%来自中东阿拉伯国家。一旦遭遇禁运，日本经济将陷入停滞。
因此，日本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迅速转向亲阿拉伯的外交政策，全力保障石油供应，将石油安全视为高于一切的首要任务。
日本政府对石油危机的应对极为迅速。预算方针由“福利元年”迅速转向总需求抑制，所有在建公共工程全面叫停。
货币政策同样急速收紧，贴现率由4.25%上调至9.00%（当时主要通过调整贴现率来实施货币政策）。
国内各类节能措施相继出台，政府机关的电梯停运一半左右，走廊照明部分关闭。社会上还出现了抢购卫生纸等现象。
英国深陷“英国病”，日本成功克服危机实现增长
面对生活成本的急剧上涨，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工资水平大幅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境。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普遍实行工资与物价挂钩制度，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所谓工资与物价挂钩制，是指在通货膨胀环境下，为保障实际工资不缩水而设立的制度。但在石油危机等外部冲击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时，该制度容易导致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的幅度，而且，若企业能够将成本转嫁至产品价格，通胀率将进一步被推高。
英国虽然没有工资与物价挂钩的制度安排，但是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时候，工会为维护实际工资而强烈要求大幅加薪，并多次发动大规模罢工，导致众多企业停产。石油危机后，英国经济陷入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患上了所谓的“英国病”。
大规模罢工几乎使经济活动陷入瘫痪，企业生产率持续下降，这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削弱了英国的国际竞争力。
英国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曾尝试推行价格和工资管制政策，但是在政治动荡中丧失了社会支持，政策效果有限。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开始大力推进抑制通胀、促进经济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等改革举措。
在撒切尔政府的领导下，英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缩减公共部门，推进私有化改革，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英国在这一时期的经验，对于理解物价与工资恶性循环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日本：石油危机下的“优等生”
石油危机期间，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均遭受了严重冲击，且持续时间较长。然而，日本却较早地走出了危机阴影，并在此后实现了超越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
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我们有必要回顾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
当时在日本，终身雇佣制已经普及，劳动者普遍具有强烈的企业归属感，因此过度的工资上涨得以有效抑制。由于工会是以企业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这就形成了“工资如果涨得过高，企业将陷入困境”的企业一家主义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一家主义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成立，但在这一背景下，确实有力地遏制了过度的工资增长。正因如此，日本得以抑制工资增长，从而成功应对了石油危机的冲击。这也被认为是日本能够将石油危机的影响控制在远低于欧美国家水平的主要原因。
石油危机宣告了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以廉价原油为支撑、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有效。虽然这一变化本应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但日本顺利实现了转型和调整。
1973年，日本物价上涨了20%，工资也同步提升，因而实际工资水平得以维持。日本较早摆脱了石油危机的影响，之后实现了高于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
成功埋下失败的种子
1973年，石油危机使日本的能源供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再次大幅上涨。不过不久后物价趋于稳定，日本又一次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日本之所以没有步英国的后尘，主要原因在于石油价格的上涨并未直接转嫁为工资增长。英国则持续加薪，严重的通货膨胀令经济陷入衰退。
日本工会普遍认同企业与员工“同舟共济”的理念，认为若过度加薪，企业与员工都将受损，因此主动抑制工资增长。这也是本章所述的“1940年体制”积极作用的体现。
日本通过成功抑制工资上涨，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然而，这种成功也导致人们对日本模式的过度自信，反而成为其后应对全球经济结构剧变的障碍。
日本在克服石油危机后信心倍增，国际地位持续上升。泡沫经济破裂前的约20年间，日本迎来了黄金时代，日本人以往的谦逊心态也逐渐消失。
与此同时，日本独特的经济体制获得了全球广泛赞誉，20世纪80年代“日本第一”的评价成为主流。
日本社会也普遍认同日本模式的优越性。然而，正因如此，日本未能及时应对其后世界经济的巨大变革，如中国的工业化与信息技术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油危机也成为日本长期衰退的原因。成功反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正是从长期视角解读石油危机的最大意义所在。
总结
1.日本高速增长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名义国民收入每五年就几乎翻一番。“收入倍增计划”并非空想，而是切实可行的目标。
2.家电和轿车的普及，极大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道路、下水道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也迅速推进，生活环境与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高速增长常被归功于通商产业省的经济统制（“日本株式会社论”），但实际上，战时引入的终身雇佣等雇佣体系、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以及大藏省与日本银行的资金调控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此体制可被称为“1940年体制”。
4.进入大藏省工作后，我亲眼见证了战时体制与战后体制的连续性，也得以从内部观察“1940年体制”的真实面貌。
5.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为日本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6.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得到马尔沙克教授的认可，从而选择了学术道路。
7.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给日本带来巨大冲击，但“1940年体制”有效抑制了过度加薪，使日本成功挺过危机。
《镜鉴日本：日本战后80年经济史》
[日]野口悠纪雄 著
查天欣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3月
（本文摘自《镜鉴日本：日本战后80年经济史》；编辑：许瑶）
216.73.216.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