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经营者（包括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等）是中国经济最深厚的底色、最广泛的微观基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球地缘冲突推高成本，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尚在爬坡，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多重变局之下，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如何？过去五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政策能否提供稳定预期？AI浪潮是机遇还是冲击？
4月2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布“中国小微经营者2026年第一季度调查报告暨第二季度信心指数报告”（下称报告）。该报告自2020年三季度起持续至今，积累近25万份样本，清晰揭示了小微经营者正经历的阵痛与蝶变。
小微经营者群体结构的五重变化
受数字化转型影响，近五年，小微经营者的内部结构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其一，女性创业者比例翻倍。样本数据显示，女性经营者占比从2020年三季度的约17%大幅跃升至当前的36%。这与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紧密相关——女性的数字信用评分（芝麻分）更高，在线上信贷审批中更有优势。
其二，一人公司数量增加。没有任何雇员的小微经营者比例从34.7%攀升至52.7%，已超半数。张晓波表示，这一趋势与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的兴起高度相关，也反映出当前就业压力大、创业门槛低的现实。
其三，青年创业者减少，退休人员补位。一方面，35岁以下青年创业者的比例从70%降至约50%；另一方面，55岁以上女性退休人员的创业比例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60岁以上男性创业比例也有小幅上涨。总体来看，退休年龄群体的创业增量正在部分弥补青年创业比例的收缩。
其四，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小微经营者比例从12.1%增长至36.8%。研究团队表示，这一变化或许与高考扩招、双创政策激励、人口老龄化相关。
最后，“非正规化”企业增加。未进行工商注册的经营者比例在过去六年显著上升。研究发现，在数字化指数越高的地区，未注册的小微企业比例越高，这表明数字平台在降低市场进入门槛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灵活自由、游走于监管边界之外的经济活动。
从“供给端焦虑”到“市场需求焦虑”
调查报告显示，小微经营者的最大痛点已发生根本性转移。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波教授指出，疫情后，市场需求不足取代了成本压力和政策不确定性，成为制约复苏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小微经营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偏低，对下个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预期仅为3.2%，低于政府4.5%—5%的政策目标区间；对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期也接近为零。
张晓波表示，过去几年国家在供给端持续发力，提供了大量税收减免和金融支持，但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的空间已有限。数据表明，约58%的经营者营业额低于纳税起征点，本身就无需交税，减税政策持续发力的空间有限。
金融支持方面，小微的融资需求比例在疫情后反而下降，张晓波解释，“这既是国家增加金融供给的效果，也可能是因为需求不足、经营状况不好，融资意愿本身也在收缩。”问卷调查显示，希望获得融资支持的小微经营者比例在疫情后呈下降趋势。
尽管经营压力重重，小微经营者仍展现出顽强的韧性。中国小微经营者2026年第一季度调查报告显示，超半数经营者靠延长劳动时间来“硬扛”，未注册个体户平均每周工作近70小时。加速数字化转型也是重要的应对之道，采用线上销售的比例在疫情后维持高位。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经营者涌入线上，获客成本持续攀升，数字化经营也面临新瓶颈。
宏观政策：为市场创造稳定预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小微企业对宏观环境高度敏感。研究数据显示，小微企业利润率、现金流和预期指数与PMI、CPI及失业率等宏观指标高度相关，其中，现金流维持时间与CPI的相关系数达0.534，与失业率的相关性更是接近0.7。这意味着，宏观政策的任何波动，都关乎小微企业存亡。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5%”的弹性区间，是为淡化单一数量指标，引导各方注意力聚焦到高质量发展上，同时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民生留出空间。据测算，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未来十年年均增速达到4.17%即可，这一区间目标留有充分余地。
扩内需是今年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田轩分析，当前内需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而扩内需正从政策直接刺激转向激发市场内生动力。其核心路径是做好三件事：稳就业，让老百姓“有钱花”；强保障，让老百姓“敢花钱”；创新消费场景，让老百姓“有地方花钱”。
针对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田轩强调两大关键宏观支撑：一是健全法治环境，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推进个人破产制度立法，给“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重新开始的机会。同时也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对民营小微企业创新激励尤为显著。另一个是要保持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研究发现政策取向本身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但政策不确定性会严重抑制长期投资，因此必须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给市场形成积极预期。
直面变局：共享AI发展机遇
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至，小微经营者如何分享机遇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焦点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源泉，其关键机制在于利用数据和算法优化资源配置。过去我们靠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来提高生产率，这种“大颗粒”的重新配置空间在收窄。而人工智能可以把资源配置的颗粒度越变越小，深入到更细微的层次。
然而，人工智能也伴随着强烈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会加速企业的生死更替和就业的破坏与创造。在此过程中，小微企业首当其冲，它们相对更加脆弱，可能面临生存期缩短的风险。这会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未来的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将呈“J字形”轨迹，即短期就业破坏先于长期就业创造。
对此，蔡昉强调，政策理念应转变为“企业有优胜劣汰，人不应分输赢”。必须善用人工智能“零边际成本”和开源平权的特性，来填平小微企业及劳动者面临的数智鸿沟，使其能够分享生产率提升的红利。
谈及具体举措，蔡昉建议，应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更多资金用于普惠性社会保护和人力资本，为经营者在创业失败后提供必要保障。同时，必须主动适应就业新形态成为新常态的现实，创新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为处于创造性破坏循环中的小微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坚实支撑。
张晓波教授则从制度层面指出，人工智能带来的组织小型化已是未来趋势，现有社保、医保等制度均以传统大公司就业为设计基础，面对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和一人公司，已越来越不适应。他认为，只有让小微经营者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到技术创新的红利，才能真正实现敢消费、敢花钱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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